前言：所著此文，中度剖析“中华民族”一词，对学界及社会对“民族”一词的偏颇理解进行纠正，对“汉民族主义思潮”进行一定的梳理，矫正民族沙文主义所带来的民族主义本身性质紊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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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一词的古义及来源
中华一词的出现基于“华夏”一词的演变。“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武成》：“华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此处“华”一字取光华、繁荣、进步之义，（或取帝舜之名“华”，存疑）为修饰“夏”的形容词作定语；而“夏”一字同“汉人”来自汉朝，上古汉语的“夏”是用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来称呼与其相关的族群。夏朝，标志着我国文明史的开端，也是华夏民族形成的标志。同时从古正音角度，“夏”音“虎”，“华”音“符”，增重一字，有助加强语气。《论语·八佾》：“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孔子在此处的“诸夏”，正是以“夏”来指代中原农耕文明（或周及其诸侯国），以区别“夷”“狄”等游牧文明。《左传》称“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词也用于指代文明美好事物。
当“华夏”成为一个词后，才产生用“华”一字以代替整个概念的用法。《左传·襄公十四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因“华夏”一词的广泛使用，进而使用“华”一字代指整个概念，才导致了“中华”一词于魏晋时期的产生。“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附62）“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沉翳哉！”（附63）其在南北朝时普遍使用，更出现于唐永徽四年（653）颁行的《律疏》中，解释为：“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附64）
而“中华”一词的产生也与“中国”一词有所关联，据考是为其类推影响。“中国”一词最早记载于公元前十世纪的《诗经》中，《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此处“中国”，今作“国中”，都城之中的意思。而“中国”的今义则是在公元前四世纪左右才衍化而成。《孟子·滕文公上》：“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此处“中国”词义，已从（周）都城衍化成了（周）政权的统治地区。而《辞源》记载“现‘中国’词义”最早出现于公元前一世纪成书的《礼·中庸》：“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是较不完整的做法。除此之外，《辞源》：“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代，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周围我国其他地区称为四方。后成为我国的专称。”，认为“中国”是相对于四方的少数民族而言的概念，实则存在谬误：“在上古时代，这些周边的部落族群是不被当做‘国家’的。”（附1）古中原人不会以四方部族作为参照而称自己为中国，而更未有使用“中国”来指代政权名称。近代我国、外国的平等独立主权观念不存于古代中国，而代替其的是天下主义所带来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居高临上的天子态度”。
由此可知，中华之古意实为类比“华夏”“中国”，均为指代我（中原）政权及其统治区域或中心地区之义。其也使用于天文学方面，唐《晋书·天文志·中宫》：“东藩四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华东门也。···”此处“中华”，表“中间”之意。
至公元14世纪，朱元璋颁布《谕中原檄》，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势在通过此文挑动民众反抗元的统治。虽结合朱明建立后的一系列措施可明确得知此为政治目的，但仍可意识到朱之使用是汉人种族意识的影响。也正因朱的成功，中华之义大多变为指代我（中原）族群。

二：“民族”一词的古义来源及近义演变
汉文中“民族”一词的产生极晚。遍查古代史籍，与现代“民族”一词概念相近的词有“族”“部”“人”“族类”之类，却极少发现“民族”二字连用，更无发现连作一词来表达现今所指的概念。遂部分学者得出在中国古代无“民族”一词，是分开使用，而民族一词是在近代出现的论断。实则不然，民族一词在我国古代就有所使用：
1.（梁）萧子显：《南齐书》（（南齐）顾欢（？-483~493）：《夷夏论》）：“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此著从华夷之别的角度出发解释当时佛道对立冲击的情况，道者劝善、佛者破恶，是教化不同对象之术，（附17）并抨击南朝汉人滥信佛教的现象。“民族弗革”，国人的族属未变，正是华夷之别。这是已发现使用“民族”一词的最早例证。
2.（唐）皮日休（约834-883）：《忧赋》：“上自太古，粤有民族。颛若混命，愚如视肉。”是有感于“见南蛮不宾天下，征发民力将敝”而作。此处之“民族”表族属、部族之意，为与中原之民区别。
3. （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陛下曾念中原之民族、故国之宫闱乎？”和州进士何送英于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上书宋高宗，陈述当时金人入侵，江山尽毁的情景。所谓“中原之民族”，系指陷于金人统治区域的中原民众。
4. （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有被虏贵官二十余家，各称其民族。”“各称其民族”指自报家门的姓氏、门第和身份，表宗族之义。
5. （清）嵇璜、曹仁虎等编撰：《钦定续文献通考》：“但辽时皇族与民族皆有耶律之姓，史所书某院部人则同姓不宗之民族”史臣以宗族为依据对契丹人进行划分，分出“皇族”“民族”，表社会地位。
6. （清）郑之侨：《农桑易之录》“民族虽散居，然多者千烟、少者百室、又少者不下数十户。”是其论说“重保甲”事宜所述。“民族”一词泛指黎民百姓。
由此可见，“民族”一词确是古代汉语中一名词无疑。值得注意的，是其使用极为稀少，且表意往往不一，有表“宗族”“族类”“百姓”“国家”“下等社会阶层”等义，应按语境的不同从不同角度理解。更有用于指代华夷之别的用法：若“民族弗革”等是用于指代中原民众（汉人），则“粤有民族”是为指代南方蛮人，在此处解释为“部族”的“民族”一词应确无歧视之意。也或因与“族类”等词对比较为抽象化和多变，“民族”一词方较少出现。原因不可考，但可证明“中国古代无‘民族’一词”的论点是荒谬的。
而至我国近代，“民族”一词的意义却有所改变，应与古代区分讨论。“‘民族’一词源自日本”的观点人云亦云的一直流传，因此，许多学者笼统认为，“民族”一词的产生始于清末民初，是为孙文《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首次使用，并因在《民报》创刊词中使用而家喻户晓，是孙文根据日文中英文“nation”之义而引入创造。”虽已被考证“民族”一词确切于我国古代存在，但学术界一直在不断追寻近代民族一词的具体使用方式与演变过程。学界追溯的最早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论约书亚降迦南国》（1837）：“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尔但河也。”此处用法区别于以咸丰元年（1851）宗稷辰上疏中“民族多散居”为代表的古汉语中表种族、部族的“民族”一词，表当代的“民族”（即集合）的用法，也代表着中国人的民族观正从传统向着现代转变。至于此处是否为最早尚不可知，但可表明“民族”此词于近代非孙文最早之使用。对此早已有专家学者著专文考究（附2，附6）。至于其词义，虽较古汉语中词义有较大的转变，但无论是孙文当时使用的词义（与当时的西方英文“nation”一词相同）还是于近代在此之前所出现之词义，均与“民族”一词的现今意义仍有所出入。
这一时段中，被视为中国早期民族主义代表的王韬也有着“中国人若要把中国视为一个民族，应先知道世界上还有某些非中国的价值”的认识。（附21）他于1875年前后所称“夫我中国乃天下之至大国也，幅员辽阔，民族殷繁，物产饶富，苟能一旦奋发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颃”（附22）的思想是崭新、博大的。他所用的“民族”一词，系目前所见于中文文献中继1837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后使用现代“民族”概念的第二例。

三：日文中“民族”一词的使用及“民族”一词的发展演变
日文中的民族一词是从英文“nation”一词及与其相近的德文中相同词义使用的词汇而来，但其究竟是于何时传入日本？
日本学者认为1925年，柳田国男在其创办的《民族》杂志中使用“民族”一词以翻译德语的“volk”和希腊语的“ethnos”是对“民族”一词具有学科化解释的应用例证中“就首先使用而言······将‘民族’一词在斟酌其意义基础上有意识地明确使用，当为该时期的柳田。”（附18）
而在此之前，日人便已使用“民族”一词以译注西方著作中使用名词的情况，加藤弘之等人于1872-1888年间翻译的伯伦知理(BluntschliJohann Caspar)《国法泛论》中对“民族”一次有着如下的论述：“民族(Nation)与国民(Volk)虽其意义甚相类似，且相感通，然全非同一之物。德意志语所谓民族者，谓相同种族之民众。国民者，谓居住于同一国土内之民众，故有一族之民分居数国者，亦有一国包含数种民族者。”其中“nation”与“volk”的对应与柳田的译介相反，所表达的是“种族”的概念，可能是日人使用“民族”一词对应 “nation”最早之例证。
福泽谕吉在其1875年所著《文明论概略》中也进行了与民族有关的论述：“‘国体’就是指同一种族的人民在一起同安乐共患难，而与外国人形成彼此的区别……西洋人所谓‘Nationality’就是这个意思”。福泽还“在下文指称民族集团时，使用了‘种族’一词。……福泽频繁使用了‘国’、‘人民’与‘人种’，但‘民族’一词却一次也未曾出现”。（附18）虽然如此，其思想仍对日本民族国家的建设及孙文、梁启超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国部分学者还对“民族”一词究竟是从日本传入中国还是从中国传入日本产生了置疑。郝时远认为日文中的“民族”一词出现在1870年前后，1888年井上园创办《日本人》杂志之后才逐渐取代其它词语。（附24）“因此比较近代中国及日本对‘民族’一词的使用来看，‘民族’一词由中国传入日本可能更符合事实。”（附8）但因缺乏具体及细节佐证，此说法也仅可作为一种猜想，不可作为确切的结论。
孙文所使用的“民族”一词是为英语“nation”一词词意之译，来自古法语“nacion”，最初来自拉丁文“nasci”与“natio”，词本意含“血统”、“种族”，意为英文“birth”（出生）“tribe”（部落、部族）。因此，“natio”一词在中古欧洲用来表示一个人的出生地与出身，为“种族”之义，且指非政治族类。发展至十五世纪，因政治需求原因，nation这个概念被用来“把普通人的局部的、宗教的或基于亲族关系的忠诚转变为对国家的爱国忠诚”。（附15）且如Azar Gat所言：As an effectivedemonstration of the emergence of nations in Israel, Ammon, Moab, and Edom, a processof nation-formation provoked by the threat of conquest by the Assyrian Empire.可知“nation”之意在中古世纪至十六世纪左右，虽被政治用于鼓动普通人的忠诚情感，但仍表达的是“共同血统、同一语言、居住同一地域、文化相同”的人群集合。这一使用也可被看作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早期萌芽。
发展至十六世纪，nation词义开始进行变化（附13），从原有的表达客观上自然发展的人群集合转变向主观上所人为创造的政治性群体。Philip S. Gorski阐述了他的观点：“The first modernnation was the Dutch Republic, created by a fully modern political nationalismrooted in the model of biblical nationalism.”（附14）人为创造的政治性“民族”代替了人群集合的种族概念的“民族”。而所谓“圣经中理想的民族范型”又是什么呢？“当雅各的 12 个氏族联合成统一王国时，其氏族群便被称为一个‘nation’：既指‘民族’又指‘国家’（‘族国’、‘国族’）。”（附4）
至十八世纪中叶，现代的“民族”一词（又作“民族国家”（nation-state））才发展到了其现今定义：A nation state isa geographical area that can be identified as deriving its political legitimacyfrom serving as a sovereign nation. A state is a political and geopolitical entity,while a nation is a cultural and ethnic one. The key distinction is theidentification of a people with a polity in the "nation state." （附15）在这一定义之中，关键词为“地理区域”“主权国家”“政治与地缘政治实体”“文化与种族”“政治认同”。基于以上数个关键词构成的复杂因素，可知“nation”一词的定义已完全转变为“人为创造构成的‘国族’体系”，即“国家—民族”。而在其中，占据主要因素的为“国家的归属”“地域的划分”，而不是通过文化、语言、种族、血脉等联系。因此，当“民族”一词表“nation”与“nation-state”词义之时，应解释为“国族”、“国家”。
与此相区别的是“nationality”，在西方对“nation”一词因演变而混淆时产生，表的是“ethnic”，即“主观认同”“血脉相连”“同一文化种族”的“种族—民族”概念：The wordnationality is sometimes used to refer to an ethnic group (a group of peoplewho share a common ethnic identity, language, culture, descent, history, and soforth). Its meaning of nationality is not defined by political borders orpassport ownership and includes nations that lack an independent state.（附23）而近代学者在引入翻译“nationality”及“nation”时，未能较好的区分二者之间的异同点，将二词一并翻译成“民族”，未有意识到其中“国家—民族”部分与“种族—民族”的区别，将二者合为一词“民族”，遂导致了近代我国对“民族”一词概念的混淆与争论。

四：“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
19世纪末，梁启超、孙文等诸留洋人士在接收西方理论体系时均认定要做到“救亡”“保种”，改变中国的腐朽现状只有进行“资产阶级改良”与“资本主义建设”。他们研究了西方强大的路程，认为根源在于民族（nation）建设。而做到这点的唯一途径是进行民族主义（nationalism）普及改革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建设。梁启超明确阐明：“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附27）孙中山也声明：“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附32）在这种情况下，先进思想家们纷纷结合自身理念与我国国情，对民族主义进行诠释与引入。其中最具光辉与价值的莫过于梁启超所提出的“中华民族”理念。
“中华民族”一词是为梁启超之率先提出，由“中华”“民族”二词拼凑而成。梁首先于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故泰东史中中国民族之地位。一如世界史中阿利扬民族之地位。”旋即在此基础上在1902年于《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在1903年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定义其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并在1905年于《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正式阐明：“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至此，梁启超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
显而易见的是，梁启超所使用的“中华民族”中的“民族”一词实为“国家—民族”的概念，因中国领土庞大，族群混杂：“西人分世界人种。······而通称我黄色种人谓为蒙古种。此西人暗於东方情实。谬误之谈也。今考中国史范围中之各人种。不下数十。而最著明有关系者。盖六种焉。”（附30），将其主观认识的汉满蒙苗回藏等“种族—民族”合为一大集合，在种族平等的前提上，以汉族形成主导，融合各者的优势建立一民族国家。此民族国家既可称多民族国家，也可称单一民族国家。今日我国政策正是在多种族平等的基础上混合一民族，在以此民族建立民族国家。而“中华民族”其本身应被定义为政治民族，即因政治目的而人为形成的民族，由此构成西方民族学中理想的民族国家范型（the model ofbiblical nationalism），也是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经途径。

六：“汉族”的演变进程
汉族（种族）的来源在当今民族史考证上未有明确定论。但可肯定的是，以“炎黄”为代表的族群早在新石器晚期前就顺黄河向东迁徙，占据中原地带并发展出仰韶、龙山等文明，并从“三皇”为代表的蒙昧部族转向“五帝”为代表的农耕族群，与中原地带以“兽身人语”的蚩尤为代表的游徙狩猎部落进行战争，终使狩猎者融入族群，与“炎帝姜姓”等一并佐证了远古时代的部族融合。其也逐渐从“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的母系社会转向“昔少典娶于有娲氏”的父系社会。
约公元前21世纪，此文明建立夏朝，因得名“华夏”。经夏商周三代更替，北狄与西戎等族群进行战争与融合，随之扩大了统治范围。但其政治较为分散，周武王孟津会盟时“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附67），据估计应存在一千五百国以上。至周“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附10）。至战国初期兼并为十数国。
秦一统华夏，统治区域大广于前朝，而建立统一的政治体极大促进了统治区域中不同族群的融合。约公元前2世纪，汉朝建立，其长期稳固统治及强盛国力增加其凝聚力，由此自然产生“汉人”的称谓，但极少出现“汉族”一词。此原因无疑是“族”在古时只表“种族”“族群”之概念，而汉朝统治区域中诸族群未进行完全融合，未形成统一族群，“汉”一字只为指代汉朝政权，而“汉人”是为指代此政治体下的人民，无需赘述。其与前文所提唐时《唐律疏议》中“中华人”一词是一个概念。而因汉朝的强盛及族群逐渐完全融合，“汉人”一词渐转变为指代此统一部族，此变化应不晚于南北朝。
西晋五胡乱华，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战争不断，汉人“衣冠南渡”，大部分下迁至长江中下游，少数迁移至鲜卑慕容氏控制的辽东、西及前凉国控制的甘肃武威一带，由此形成多族群杂居。至隋唐时南渡汉人重新控制中原地区，实施久达三个世纪的“华夏正音”改革，以南朝制度为基础，辅以北朝融合胡风的汉俗，将已被初步汉化的北方胡人进一步汉化，最终将其文化、族群完全融入汉人，此时因唐朝强大，故其也称“唐人”。
唐末分裂，中心再次向南迁移，宋无力恢复中原地域。北方汉人处于被统治地位，但因人口极多故而文化、制度等倾向汉风，出现不可逆的“契丹，汉人久为一家”（附68）局面。蒙元入主，将金统治区域下民众按文化与习俗划分为“色目（蒙古人）”或“汉人”，将南宋区域内所有人一律称为“南人”，执行种族歧视政策。（“四等人制”无明确证据，存疑，但歧视为必然）这一政策也受汉人“华夷之辨”以文化为辨别标准的影响。但其局限性大，划分界限极模糊，主用于政治领域，在现实中极少具体使用。且这一政策对统治阶级阻止蒙人汉化、体现种族优越性作用极小，封建统治对下层蒙人的压迫毫无改变，反倒引发了“汉人”“南人”的反抗，而其种族牵制性更进一步促进了融合。另外，草原地区族群虽均在蒙古整合下被视作蒙人，但其内部的族群整合却持续了三个世纪有余。
朱明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与方针败蒙元，却于登基后以诸法承认蒙元正统，“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附69），更将元世祖供入历代帝王庙。其原因不外乎通过承认“受命于天”的天命恩德论以维护朱明统治。但不可否认的是，朱元璋所称之“胡虏”继承了蒙元政策中的地域歧视，将北方蒙元主要统治区域的人民统一划分为“胡虏”。随着时间的推移，色目人与蒙人也逐渐融入汉人群体，少部分仍保留其“少民”身份。明初的礼仪建设也主体传承金制。而有明一代对外来族群极度偏向宽松的政策也吸引众多外来族群进入，或化为“汉人”，或保留“少民”。这也进一步使汉人族群吸收外来新鲜血液与文化。
满清入主中原，对其它族群尤其是汉人实施强烈压迫，更妄图种族同化汉人，却因自身极少的人口基数而终放弃，而通过较前朝更加剧烈的删节儒学畸形教育以培养“臣民”服从意识。
至此，我们可得出总结：古代中国，无论是汉人统治政权抑或非汉人统治政权，都未有建立单一民族认同，更未形成客观上的单一民族。

附录：参考及引用
1. 石毓智：“华夏”和“中华”的来源及其含义
2. 方维规：论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nation”与“中国”
3. 周旭芳：“1998年‘民族’概念暨相关理论问题专题讨论会”综述
4. 杜车别（孙海宁）：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与“nation”概念的异化
5. 潘志平：民族问题与民族分立主义：评nation的国家、民族一体理论
6. 黄兴涛：“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
7. 慕水客：论语讲稿通版
8. 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
9. 《圣经·旧约全书》
10.《礼记》
11.孙中山：The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 An Appeal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中国问题的真解决）
12.Wikipedia：Nation state
13.［英］AnthonyD. Smith: Chosen Peoples: Sacred Sources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Myths andMemories of the Nation
14.［美］Philip S. Gorski: "The Mosaic Moment:An Early Modernist Critique of the Modern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
15.［美］StevanHarrell: On Histories Translations of Some Terms in Anthropology
16.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
17.任继愈：《中国道教史》
18.［日］梅棹忠夫、松原正毅：《世界民族问题事典》
19.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
20.［日］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
21.［美］柯文著，雷颐、罗检秋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
22.王韬：洋务在用其所长
23.Wikipedia：Nationality
24.［日］小森阳一著，陈多友译：《近代日本国语批判》
25.侯德彤：汉文中“民族”一词的出现并非始于《东籍月旦》
26.唐建兵：梁启超与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之比较
27.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
28.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
29.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30.梁启超：中国史叙论
31.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
32.孙中山：《民报》发刊词
33.刘浦江：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
34.邹鲁：《中国同盟会》
35.《孙中山选集》
36.龙泽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述评
37.孙中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
38.檀山新报
39.《孙中山全集》
4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41.闫伟杰：论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确立
42.喻希来：梁启超：中国民族主义的奠基人
43.《梁启超全集》
44.马洪林：《康有为大传》
45.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
46.冯自由：《革命轶史》
47.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
48.张文涛：从“革命排满”到“大、小民族主义”——试论梁启超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
49.邓杰：1903年前后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原因探析
50.梁启超：《卢梭学论》
51.《康有为与保皇会》
52.梁启超：《新大陆游记》
53.［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54.《中华革命党总章》
55.王联：《世界民族主义论》
56.《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57.《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
5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59.《辞源》
60.《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
61.《释革》
62.《晋书》
63.《三国志·诸葛亮传》
64.《唐律疏议》
65.徐亦亭：浅论汉族的起源
66.《谕中原檄》
67.《史记》
68.《金史》
69.朱元璋即位诏
70.张宏杰：朱元璋为什么要删《孟子》？
71.曾磊：对元清非中国论的批判
72.Wikipedia: ChinaProper
73.顾欢：《夷夏论》
74.《三朝北盟会编》
75.［日］加藤弘之、平田东助等译，［瑞］伯伦知理著：《国法泛论》
76.李喜所：中华民族觉醒与复兴的伟大历程
附录注：标书名号者为书籍，未标者为论文。因参考书目宏大，不进行页码标识。另有部分参考资料不成系统，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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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文中“民族”一词的使用及“民族”一词的发展演变
日文中的民族一词是从英文“nation”一词及与其相近的德文中相同词义使用的词汇而来，但其究竟是于何时传入日本？
日本学者认为1925年，柳田国男在其创办的《民族》杂志中使用“民族”一词以翻译德语的“volk”和希腊语的“ethnos”是对“民族”一词具有学科化解释的应用例证中“就首先使用而言······将‘民族’一词在斟酌其意义基础上有意识地明确使用，当为该时期的柳田。”（附18）
而在此之前，日人便已使用“民族”一词以译注西方著作中使用名词的情况，加藤弘之等人于1872-1888年间翻译的伯伦知理(BluntschliJohann Caspar)《国法泛论》中对“民族”一次有着如下的论述：“民族(Nation)与国民(Volk)虽其意义甚相类似，且相感通，然全非同一之物。德意志语所谓民族者，谓相同种族之民众。国民者，谓居住于同一国土内之民众，故有一族之民分居数国者，亦有一国包含数种民族者。”其中“nation”与“volk”的对应与柳田的译介相反，所表达的是“种族”的概念，可能是日本使用“民族”一词对应 “nation”最早之例证。
福泽谕吉在其1875年所著《文明论概略》中也进行了与民族有关的论述：“‘国体’就是指同一种族的人民在一起同安乐共患难，而与外国人形成彼此的区别……西洋人所谓‘Nationality’就是这个意思”。福泽还“在下文指称民族集团时，使用了‘种族’一词。……福泽频繁使用了‘国’、‘人民’与‘人种’，但‘民族’一词却一次也未曾出现”。（附18）虽然如此，其思想仍对日本民族国家的建设及孙文、梁启超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国部分学者还对“民族”一词究竟是从日本传入中国还是从中国传入日本产生了置疑。郝时远认为日文中的“民族”一词出现在1870年前后，1888年井上园创办《日本人》杂志之后才逐渐取代其它词语。（附24）“因此比较近代中国及日本对‘民族’一词的使用来看，‘民族’一词由中国传入日本可能更符合事实。”（附8）但因缺乏具体及细节佐证，此说法也仅可作为一种猜想，不可作为确切的结论。
孙文所使用的“民族”一词是为英语“nation”一词词意之译，来自古法语“nacion”，最初来自拉丁文“nasci”与“natio”，词本意含“血统”、“种族”，意为英文“birth”（出生）“tribe”（部落、部族）。因此，“natio”一词在中古欧洲用来表示一个人的出生地与出身，为“种族”之义，且指非政治族类。发展至十五世纪，因政治需求原因，nation这个概念被用来“把普通人的局部的、宗教的或基于亲族关系的忠诚转变为对国家的爱国忠诚”。（附15）且如Azar Gat所言：As an effectivedemonstration of the emergence of nations in Israel, Ammon, Moab, and Edom, a processof nation-formation provoked by the threat of conquest by the Assyrian Empire.可知“nation”之意在中古世纪至十六世纪左右，虽被政治用于鼓动普通人的忠诚情感，但仍表达的是“共同血统、同一语言、居住同一地域、文化相同”的人群集合。这一使用也可被看作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早期萌芽。

发展至十六世纪，nation词义开始进行变化（附13），从原有的表达客观上自然发展的人群集合转变向主观上所人为创造的政治性群体。Philip S. Gorski阐述了他的观点：“The first modernnation was the Dutch Republic, created by a fully modern political nationalismrooted in the model of biblical nationalism.”（附14）人为创造的政治性“民族”代替了人群集合的种族概念的“民族”。而所谓“圣经中理想的民族范型”又是什么呢？“当雅各的 12 个氏族联合成统一王国时，其氏族群便被称为一个‘nation’：既指‘民族’又指‘国家’（‘族国’、‘国族’）。”（附4）
至十八世纪中叶，现代的“民族”一词（又作“民族国家”（nation-state））才发展到了其现今定义：A nation state isa geographical area that can be identified as deriving its political legitimacyfrom serving as a sovereign nation. A state is a political and geopolitical entity,while a nation is a cultural and ethnic one. The key distinction is theidentification of a people with a polity in the "nation state." （附15）在这一定义之中，关键词为“地理区域”“主权国家”“政治与地缘政治实体”“文化与种族”“政治认同”。基于以上数个关键词构成的复杂因素，可知“nation”一词的定义已完全转变为“人为创造构成的‘国族’体系”，即“国家—民族”。而在其中，占据主要因素的为“国家的归属”“地域的划分”，而不是通过文化、语言、种族、血脉等联系。因此，当“民族”一词表“nation”与“nation-state”词义之时，应解释为“国族”、“国家”。
与此相区别的是“nationality”，在西方对“nation”一词因演变而混淆时产生，表的是“ethnic”，即“主观认同”“血脉相连”“同一文化种族”的“种族—民族”概念：The wordnationality is sometimes used to refer to an ethnic group (a group of peoplewho share a common ethnic identity, language, culture, descent, history, and soforth). Its meaning of nationality is not defined by political borders orpassport ownership and includes nations that lack an independent state.（附23）而近代学者在引入翻译“nationality”及“nation”时，未能较好的区分二者之间的异同点，将二词一并翻译成“民族”，未有意识到其中“国家—民族”部分与“种族—民族”的区别，将二者合为一词“民族”，遂导致了近代我国对“民族”一词概念的混淆与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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