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29份奏折来看，同意黄爵滋吸烟者诛的主张的，仅8份，上奏人分别是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署四川总督苏廷玉、湖南巡抚钱宝琛、安徽巡抚色卜星额、河南巡抚桂良、江苏巡抚陈銮、东河总督栗毓美。其余的只主张对吸食者加重处罚，而不必杀头。但是，所有的奏折都主张加强对贩烟、售烟的缉拿，并加重罪罚。以此看来，所有的奏折都不同意黄爵滋前引奏折中的第三点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29份奏折中，竟有19份主张禁烟的重点在于查禁海口，这与黄爵滋的奏折中查禁吸食的意见相左；在这19份奏折中，除桂良、陈銮、苏廷玉外，又都不同意对吸烟者采用死刑，这就与黄爵滋的意见截然对立了。更引人注目的是，19份奏折中的8份，言词直指广东，上奏人分别为直隶总督琦善、盛京将军宝兴、湖北巡抚张岳松、陕西巡抚富呢扬阿、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河南巡抚桂良、广西巡抚梁章钜、江苏巡抚陈銮。其中又以张岳松、乌尔恭额、桂良三人言词最为激越。他们称言，禁烟须正本清源，鸦片的来源在广东，要禁烟，须在广东切断毒源。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官员不同意黄爵滋的意见呢？

有论者认为，这是琦善等反禁烟派（弛禁派）玩弄花招，改良手法，破坏禁烟的行动。对此，我已经在绪论中表示了不同意见。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官员们以揣摩皇帝旨意为能事。当道光帝在谕旨中已明显表露其倾向时，没有一位大臣敢用自己的乌纱帽开玩笑，以步后来许乃济之后尘。[注释]仅从奏折的表面言词，还难以完全看清他们的内心世界。

我以为，如此之多的地方大吏之所以不同意黄爵滋的意见，是因为他们害怕此举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危险。

按照清朝的法律，杀一人须经县、府、省三级审理，由省一级判结后，缮写揭贴13份，送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有关衙门，同时以题本报皇帝，由内阁票拟交刑部等核议具奏，最后由皇帝勾决。若吸烟者诛，那么，如此之多的瘾君子，必然会给地方官以及属吏幕客带来无穷无尽的工作量（看过清代刑部档案的人都知道一个死罪案件的文牍数量）；更何况这一类案件的审理，很可能牵涉到巨室富户，那就不仅仅是工作量的问题，而会卷入无穷无尽的麻烦。

按照清朝官员的责成规定，若地方官未能及时宣布本境内消灭了吸食者，无疑是工作不力的表现，应按未完事件例受罚；若地方官宣布本境内已消灭吸食者，那么，一旦此后发现瘾君子，无论该官调迁何处，都应按失察例受罚。这如同第二十二条军规，地方官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受罚的命运。

因此，他们主张加强查处贩烟、售烟。因为贩运、销售的行为可以解释为过境性、偶然性的，捉住一个便立下一功，捉不住也无责任可究。当然，更聪明的方法，就是将禁烟的责任推向海口，内地官员自可摆脱干系；能够推到广东则更妙，禁烟就成了广东一省官员的事务，其余省份自可乐得轻松。

至1838年10月23日，道光帝已经收到28份议复的奏折，仍未下决心采取行动，而是下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有关部门讨论，提出意见。[注释]这表明，一切都按照旧有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今天就更新到这，后面有空时会继续更新。

自顶一下

对不起童话，我现在才看见，18年比较忙疏忽了，你辛苦了，加精加精

点赞，分析的很透彻，当时满清与英国在火器装备上的差距确实很悬殊，不得不又回想起马格尔尼的那段文字描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