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军“船坚炮利”，是当时清朝上下已经达成的共识，而在此共识之下，放弃海上交锋又成为清军的必然选择。也就是说，清军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只能在陆地被动地等待对方的进攻。

英军的舰船不仅是凶猛的进攻手段，而且是高效的运输手段，英军由此可重复使用其数量有限的军力。一艘战舰使用两次等于两艘。一名士兵参战两次等于两名。清军因其陆上调兵速度比不上英军的海上调兵，且不知英军的战略目标和作战指导方针，只得处处设防。也就是说，全国几千里海岸线，都是其防御的范围。

这就构致了清军在鸦片战争中的兵力配置的实际场景：为了对抗英军可能的入侵，盛京、直隶、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七省区几十个海口都得派兵拨炮防御，其中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大沽为最重要，驻守的清军从四千至一万不等。由于英方因舰船优势而获得作战地点、作战时间和作战规模的决定权，清朝欲每战保持与英军相当的兵力，须事先在每一可能交战的地区部署与英军可能投入的部队相当的兵力。

集中兵力本是军事学中的常识，而清朝所处的被动地位，使之不得不分散兵力。

由此决定了总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清军，在实际交战中无法保持此一优势。在后面的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鸦片战争中较大规模的战役战斗共12次，除1841年5月广州之战和1842年3月浙东之战时因获各省援军而保持兵力上的优势外，绝大多数的战役战斗清军的兵力与英军相距不远，而在1840年7月定海之战、1841年1月沙角大角之战和1842年7月镇江之战中，反是英方占了兵力上的优势。

我们从实际操作的层面讨论清军的兵力问题，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即调兵速度。

由于清方不能确定战场位置和作战时间，更兼调兵还受到军费等因素的牵制，清廷在鸦片战争中的调兵行动，主要有两次：一是1841年1月虎门之战后，主要方向是广东；一是1841年10月镇海失守后，主要方向是浙江。

当时的运兵，基本沿驿递道线路行进，沿途各地方官组织车船夫马并提供粮草住宿。尽管清军的编制和任务，致使一省一次调兵仅一两千人，但因道路狭窄和当地供给能力有限，一两千军队亦不能集团开进，须分成数“起”，每“起”200至300人。在河流通航的地区，援军可以乘船，至其他地区，因车马有限，绝大多数士兵只能靠两条腿走路，其速度之慢，不难想见。

为此，我具体统计了19拨援军的调兵清况，推算出清军调兵的大概速度：邻省约30至40天，隔一二省约50天，隔三省约70天，隔四省约90天以上。见下表：

续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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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林则徐集·日记》。调兵时间以道光帝下令时起算，包括各该省抽调兵弁及各该拨兵行走时间。

如此缓慢的调兵速度，使清军丧失了本土作战的有利条件。当时英海军舰船从南非的开普敦驶至香港约60天，从印度开来约30至40天，即使从英国本土开来也不过4个多月。蒸汽机的出现，轮船的使用，又大大加快了英军的速度。1841年英全权代表从孟买到澳门仅用了25天。由此推算，英军从浙江的舟山派轮船至印度调集援军或军需品，来回时间几乎相同于清方从四川调兵至广东或从陕甘调兵至浙江。方便快速的舰船缩短了英军漫长的补给线，而落后的交通条件则延长了清军增援的路程。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兵力问题上显示出威力。

这样的叙述可能过于抽象，让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一、1841年10月26日，道光帝调四川建昌、松潘两镇中精兵2000名，前往浙江“征剿”。[注释]一直到1842年2月，该部援军风尘仆仆，历经4000余里赶至前线。3月10日参加进攻宁波的战斗。而英军于1841年10月10日攻占宁波后，此时已休整近半年。比较中英双方，何劳何逸？

二、1841年4月16日，浙东反攻失败后，道光帝根据前方主帅奕经的请求，调广西兵1000名增援浙江。6月29日，该部头起、二起共550人到达，后两起450名尚在途中。而英军此时已放弃宁波，攻陷乍浦、吴淞，正浩浩荡荡驶进长江！奕经连忙将该部再派往江苏。一直到战争结束，该部未参加任何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