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长安桥梁的记载极少,散见于《史记》、《前汉书》及若干后世文记。《初学记》称:“秦都咸阳,渭水贯都,造渭桥及横桥,南渡长乐宫(按:应为兴乐宫)。汉作便桥以趋茂陵,并跨渭,以木为梁。汉又作霸桥,以石为梁。长安又有饮马桥”。关于渭桥,《史记》卷一百三张释之传中注引《史记索隐》载:“今渭桥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阳路,曰:西渭桥。一所在东北高陵路,曰:东渭桥。其中渭桥,在故城之北也”。《三辅旧事》则云:“秦于渭南有舆宫,渭北有咸阳宫,秦昭王欲通二宫之间,造横长桥三百八十步”。《三辅黄图》之记为:“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桥广六尺,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间,七百五十柱,百二十二梁”。又渭:“(长安)北出西头第一门,曰:横门。其外郭有都门,有棘门。门外有横桥。莽更名朔都门左幽亭”。综上所述,汉代北渡渭水的主要桥梁,应是横门外的横桥,即西渭桥。而在《史记》与《汉书》中都称之为渭桥。此桥北距长安三里,始建于秦,汉代加以修补。如《史记》卷十一·孝景帝本纪所称:“五年(公元前152年)三月,作阳陵、渭桥”。另一座是上述《史记》卷一百三中仅提到一次的中渭桥,其所在位置似应在厨城门以外。便桥在西安门外,建于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目的是去茂陵“其道易直”。霸桥作于汉代何时不明,依《三辅黄图》,桥在长安以东。王莽时曾不戒于火,“数千人以水沃不灭”。看来该桥石梁以上部分仍用木构。至于长安城下及城内之桥梁,其规模及跨度自然比上述诸桥要小得多。由于垣外绕以城濠,因此出入各城门均须经由桥梁济渡。《汉旧仪》提及的“石桥六丈,与街相直”,大概就是指的这类门桥。它们是否属于前述的“十六桥”,目前尚难判断。其他桥梁仅知有饮马桥一处,据《三辅黄图》称在宣明门外。
文献记载,长安居民分居于一百六十闾里中,闾里各有名谓,但仅有少数散见诸文史。已知者有尚冠里、修成里、黄棘里、宣阳里、建阳里、昌阴里、北焕里、南平里。戚里、直里、当利里、棘里、南里、嚣陵里、假阳里、掇槐里……等。据《前汉书》地理志,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城有户八万另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如全部居于闾里中,则平均每里容纳505户,1540人。加上各权贵、官寺及卫戌兵丁等,总人口当在30万人以上。而城内面积又大部分为宫殿、官署、仓廪及肆市所占据,剩余空间十分有限。另依今日之考古发掘资料,在长安横门外至宣平门外一带,汉代居住遗址堆积多处可见。因此,可推测当时长安大部分居民,系生活于都墙之外。虽然元始二年“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则每里平均不过宅四十区,即此等坊里之面积不大。同时,也可由此看到,城内能用于庶民居住的土地实在很少。我国古来就有“城以卫君,郭以守民”的说法,长安作为西汉帝都,又有城内无法安排大量居民的具体现实,因此建有外廓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但这方面的资料正史少载,除《前汉书》卷六十三·昌邑哀王传:“……且至广明东都门,遂曰: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仅《三辅黄图》有如下载述:“长安城东面北头门号曰:宣平城门,其外郭曰:东都门”,以作为对《前汉书》卷九元帝纪中:“建昭元年(公元前38年)……八月,有白蛾群飞蔽日,从东都门至枳道”的注释。此外,前述横门之外郭有都门与棘门的史料,也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只是确切的范围及其内涵,例如是否有正规的郭墙?郭门的数量及位置,坊里的分布情况……等等,一时均无从获悉其详。
西汉朝廷的若干官署及重要权贵府第,多位于未央宫北阙外及其附近一带。前者如公车、司马等府寺,后者如夏候婴、董贤等宅邸。京兆府在尚冠前街,左冯翊府在太上皇庙西,右扶风府在夕阴街北,均见载于《三辅黄图》及《史记》等籍志。高祖时萧何起长安武库,据文献及发掘资料,系位于长乐宫与未央宫之间,平面作矩形,南北长80米,东西广320米,周以墙垣。中列仓库七座,最大的长230米,宽46米,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其有关之具体情况将于后文之仓廪一节中另行介绍。至于存放粮粟等物资的仓库,如位于长安城外东南,建于高祖七年之太仓(《前汉书》中作“散仓”),城西有细柳仓,城东有嘉禾仓,东垣清明门有籍田仓等等。
城内之宗庙,依《前汉书》卷一高祖纪及《三辅黄图》所载,知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秋太上皇崩后,“八月,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而长安城中之太上皇庙,则在“香室街南冯翊府北”。汉高祖庙在“长安城中,西安门内东太常街南,有钟十枚,可受十石,撞之声闻百里。”接待外国使节之蛮夷邸,“在长安城内藁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