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三顾诸葛草庐,那么诸葛亮的草庐或者说他的躬耕地,应当在什么地方呢?以古代将领领军之通制,应在刘备驻屯的新野城附近的某个地方。
我们可以从刘备与刘表的关系看躬耕地的所在。刘备来到荆州后,从军队到驻兵地乃至军粮的供给,无一不是从刘表手中得到的,事实上已经成为刘表麾下的部将,自然要处处受其节制。况且新野之地北有强敌曹操,南有“带甲十余万”的刘表,而刘备自己势单力薄,不敢轻举妄动,“备时羁旅,客主势殊”,只能老老实实地寄人篱下,为刘表防守荆州的北大门。
尽管刘表对刘备是“以上宾之礼待之”,然而并不信任他,此中主要的原因是刘表“惮其为人”。刘备自起兵以来的10多年里,始终没有争取到自己的固定地盘,掌握的军队数量也不多,他先后投靠过曹操、袁术、袁绍等人。由于他暗中培植个人政治势力并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时间不长,不是被人驱赶出去,就是他叛离对方。因之时人如曹操、孙策兄弟以及陆逊等人都骂他是“奸猾”之人,刘备朝三暮四,对他的为人刘表心里颇为清楚。而刘表在性格上又恰恰是个“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的心胸狭窄之人,所以他对刘备表面上虽然“厚待之”,但在内心里却是很不信任的,“然不能用”,“不甚信用”。
建安十二年春夏之际,曹操北征乌桓,这时“刘备说表袭许,表不从”。曹操率军北上亲征,趁其后方兵力空虚,刘备建议攻打许都,应该说这个建议是正确的,但是刘表对他怀有戒心,并未采纳。为笼络刘备,刘表有时把他请到襄阳来“宴会”一番,做做“外貌儒雅”的表示,以安抚其心,让刘备防守好北大门,但对其始终是采取不信任的态度,“重任之则恐不制,轻之则刘备不为用”,所以刘表不能不对之多加防范。随着刘备在新野驻屯日久,影响逐渐扩大,刘表对他的戒心就更大了,“表疑其心,阴御之”,对其警惕性更高了,不会允许刘备随意到自己政治和军事重地襄阳来的。而刘备对刘表的此种态度不会没有觉察,无奈自己正处于走投无路之时,没有办法。
秦汉时期有普遍实行的著名军法——“擅兴法”,此法规定:率兵将领未经皇帝或上级主将的命令擅自发兵,或是将领擅自出界、离部,都要受到军法的严厉制裁。《汉书·功臣表》载:“侯李寿坐为卫尉居守,擅出长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桥……诛。”李寿乃京师宿卫军官,未经允许擅自离开长安城送客,依军法被处以死刑。又《汉书·王尊传》载:“护羌转军校尉王尊,于押运军粮途中,遭羌族军队包围,尊以千余骑突羌贼,功未列上,坐擅离部属,会赦免归家。”可见军法规定了对将领擅自出界和离部是要严惩不贷的。
汉末军阀混战乃至三国鼎立时期,军阀们对各自的率兵将领和士兵都控制得极为严格,因之也都在坚持实行“擅兴法”和“士亡法”。曹操“时天下草创,多捕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孙权“时法:谋叛,刑三族”。实施此法的目的不外乎牢固掌握将领和军队,把握战机,以取得战争胜利。
寄人篱下的刘备自然懂得违反“擅兴法”的结果,只能忠于职守,在刘表指定的驻军范围内活动,不敢越雷池一步,没有刘表的命令他是不敢擅自兴兵或外出的。建安七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建安八年刘表“使(备)拒夏侯、于禁等于博望”。说明刘备的军事行动是受刘表节制的,没有刘表的命令他绝不能擅自行动。
从新野到襄阳(今湖北襄樊市)直线距离有一百多华里,古代军将最方便的交通工具莫过于骑马。刘备三顾诸葛草庐,兴师动众,惊动乡里,刘表对此不会没有耳闻,这肯定会触犯他的“疑忌”之心,而且刘备的举动一旦超出新野地界,擅离部属,就违反了“擅兴法”。刘备绝不会冒此风险,到襄阳的隆中去访求诸葛亮的。因此诸葛亮的躬耕地不可能在襄阳隆中。
掩映于苍松翠柏中的南阳武侯祠,是诸葛亮当年曾经结庐居住、荷锄躬耕的地方。全国目前尚保存九处武侯祠,南阳武侯祠仅次于成都的武侯祠而位居第二,位于南阳市区的卧龙冈上。据说从晋代开始,南阳人就在卧龙冈上建祠修院,对诸葛亮进行纪念。以后历经兵火,屡建屡毁,直到清康熙年间才又按照原貌再次重建。
在元、明、清历朝的《南阳府志》中称:“卧龙冈在南阳府西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绵亘数百里,至此截然而止,回旋如巢,然草庐在其内……其下平如掌,即侯躬耕处。”这一段文字描述了卧龙冈的地理形势,它绵亘数百里,宛若一条回旋的巨龙。显然,这里是风水宝地,因号曰“卧龙冈”,诸葛亮则选择于此躬耕陇亩,并因地而“藏修发迹”,人称“伏龙”或“卧龙”。明《地理志》曰:“时人喻孔明为卧龙,因号其冈云。”明代将领俞大猷在《重建诸葛亭记》称:“昔诸葛亮先生躬耕南阳时,人以‘伏龙’称之,故名曰其所居之冈曰卧龙冈,是山因先生而得名也。”不论是人因地而得名或山因先生而得名,都说明诸葛亮在南阳卧龙冈居住过,卧龙冈即武侯躬耕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