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下为什么不喜欢把诗人们分“派”（schools)。因为诗人们之间存在的是“literary historical interaction" - 文学与历史的互动 - 不仅仅是谁属于哪个”派“那么简单。
例如：白居易身边聚集的是年龄相仿的朋友们；孟郊、贾岛的身边则是一群年轻人希望得到长辈的认可；等等

这一段讲编辑的重要性。
貌似中国学者们不太注重 manuscript culture - 抄本文化，但是一个诗人有什么样的作品流传下来、因而被定义成是什么样的诗人，抄录诗以及收集这些抄本的人起了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
这里特别说一下 “李商隐研究”，因为这个领域比 对晚唐其他诗人所有的研究加在一起 都更“博大精深”。
作者声明他不想来回答那些根本就回答不了的问题，他想 研究李商隐的诗为什么会激发这些问题、同时又让这些问题根本不可能有答案。

上面一大段最后一句话要划一下重点：
九世纪末期到十世纪时流传的趣闻轶事 不能被当作 九世纪中期的事实。

上面这段提一下他不想“遗漏”但还是“遗漏”的诗人们。
例如“被过度中伤”的徐凝，两位最厉害的女诗人 鱼玄机和薛涛 - 她们不属于晚唐这个时间段。
他还希望能多花点篇幅来研究当时的“娱乐工作者”们，但最后只在“温庭筠” 那一章中简要的说了下那些 “嘲” 诗。所以他希望他这本书可以为未来的这类研究提供一个起点。

上面那几段有一句有意思的总结：the Late Tang begins in the 820s in reaction to the now famous poets of the YuanHe generation. "晚唐从820年代开始，是对那些（如今著名的）元和诗人们的反应。”
当然完整的文学史比这个概括要复杂得多。尤其是在那些擅长律诗的“工艺师”们眼中。在我们看到变化时，他们看到的是延续 ( Where we look for changes, they see continuity.)。

以下是议论他如何看出这个 “持续性”的：
大历诗人，包括好几个有名的诗僧，都爱写非常工整精致的五律。
到了元和时期，那些著名的诗人们（元、白、韩、孟、李贺）却更喜欢写“古体诗“。
但即便如此，律诗依然很受欢迎，也在一些“精英”圈子里流行。

高仲武编的《中兴闲气集》(785年左右）选的都是756 到 779年间的格律诗。
令狐爷爷（817到819年间）编的《御览诗》选的和《中兴闲气集》里的差不多，并没有包括上面提到的元和时代的著名诗人们– 因为这些诗人们打着“反对正流派/反建制“的旗号，而令狐楚正是建制的代表。令狐楚最终成了刘禹锡和白居易的朋友，以及李商隐的”恩师“，对九世纪第二个25年里的文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837年姚合编了《极玄集》，集里注重的也是大历年间的那些诗人和五言律绝，以及部分擅长这个体裁的元和诗人。而且他的集子用王维的诗开篇，等于是给这些爱写格律诗的诗人们找了个盛唐的先辈。

所以从一个连续诗歌史的角度来讲，对于九世纪第二个25年里那些格律诗专家们来说，“元和体“ 不过是一个少数集团创造的令人着迷、但又不被接受的、非正统风格。

既然说到“风格”，自然要提到李商隐风格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他在后面写隐隐的几章中花了不少篇幅来讲这个，所以这里做个简介）

先讲一下晚唐在中国诗歌史中的重要性：Poets have always drawn on past poetry, but in the Late Tang the poetic past was beginning to assume the form that would possess in China for the next millennium: it was becoming the repertoire of available choices– styles, genres, and the voices of past poets.
诗人们一直以来都借鉴过往的诗歌，但在晚唐时期，诗歌的过去开始呈现出未来千年中国诗歌的形态：它正在变成了可供选择的库存，包括各种风格、流派以及先前诗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