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布南特敕令是亨利四世重建法国的首要措施。敕令承认天主教为国教，在法国全境有信仰新教的自由，规定在1597年以前已成立新教交换的地方，在每一个大法官管辖区的两个城市或村镇，新教徒享有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责成新教地区修复或再建设被毁坏的旧教教堂，将没收的教产归还天主教僧侣；赦免教派冲突中的一切战争行为；给予新教徒在民事和担任公职方面与天主教徒同等的权利；设立波尔多、格勒诺布尔和卡斯特尔的新、旧教徒法官各占半数的法庭，以审理当事人中有新教徒的诉讼案；规定作为执行敕令的担保，新教徒可以保持一支2.5万人的常备军，有权在包括罗歇尔、索缪尔、蒙托邦和蒙彼利埃在内的一百多座城市驻军，并自理财政

南特敕令结束了可能导致民族分裂的灾难性内战，有助于重振长期动乱中濒临倾覆的法兰西专制王权，从而创造了复兴民族经济的必备条件。作为王国政府的命令，它是基督教欧洲国家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的第一个范例。教皇克莱芒八世谴责“南特敕令极为可憎；他给予每个人以信仰自由，而这是世间最有害的事情”此语从反面证实了南特敕令的划时代意义

但是，亨利四世的敕令不可能从根本上消弥新、旧教派的纷争，它实际上确认了统一的法兰西版图上的胡格诺派“国中之国”的地位，让政治、军事、司法和财政方面各种深刻的不稳定因素潜伏下来。在这个意义上，它仅仅延缓了国内严重危机的重新爆发而已

亨利四世首先致力于恢复和强化国家的权威。他姨专制君主理政，不再召集三级会议；巴黎高等法院对国王的敕令必须先行登记，然后才能谏诤。他派遣“国王代理官”和各类专员协助、监视各省总督，控制地方的三级会议和市政机构。国王无视天主教派的抗议，威逼巴黎高等法院登记南特敕令，并任命自己的亲信阿尔莱为法院院长，还让6名胡格诺教徒当法官。亨利四世也注意安抚旧教徒。他不顾重臣苏利的反对，1603准许耶稣会修士返回法国甚至请耶稣会修士皮埃尔·科东当自己的忏悔神甫。1604年，法王发布官职税的敕令，准许官吏通过每年纳税国家的传统，后来却产生了种种弊端。亨利四世实施安定国内的政策，对于叛乱的显贵毫不手软，1602年下令处决曾先后勾结萨瓦公爵和西班牙国王谋反的比龙元帅，4年后又迫使卷入叛乱的布永公爵归降

亨利四世借重苏利改革财政。苏利自幼追随国王，1598年起任财政总监。他降低人头税，废除入港、过桥和通行等关卡税，增加盐税、葡萄酒税和票据税等间接税，禁止豁免贵族的捐税，严密监督税务官员。他要求行政部门先预算后支出，制止挪用，讲节余的金额上交国库。1601年，国王政府第一次得到关于国家收支的准确估算。国库收入在入不敷出的1598年总共才1600万锂，而1609年仅政府的年度财政结余就达373.9万锂。

亨利四世高度重视农业，推荐农学家奥利维·德·塞尔撰写的《农业园圃和农业管理》。苏利指出：“农耕和牧业是滋养法兰西的双乳”法国引进桑树，推广玉米、甜菜等新农作物。政府鼓励村社低价赎回贫瘠的坡地自行耕种，不准债主逼农民以耕畜和农具抵债，庄稼生长期间禁止在田野狩猎。1599年亨利四世聘请荷兰水利专家布拉德莱协助管理堤坝，疏通河道，排干泥淖，将吉轮特和普瓦图大片的沼泽区改造成为可耕地。法王想做到“他的王国中每个农民的锅里都有一只鸡”

亨利四世奉行重伤主义政策，1602年任命有革命精神的经济学家拉菲马为贸易大臣。围王强迫各地工商界巨头出资设立王家手工工场，实行行会制度，推广织机以振兴呢绒业和地毯业，禁止进口高价奢侈品。政府鼓励架桥修路，改善交通，开凿连接塞纳河和卢瓦尔河的运河。为了开拓海外市场，法国分别同英国，土耳其缔结商约；1604年建立法国东印度公司

法国国际地位的恢复

苏利曾提议由15个欧洲国家共建一个对抗哈布斯堡庞大帝国的基督教共和国，这个“宏大规划”亨利四世没有采纳，在长年内战后，他采取现实措施，稳妥和讲求实效方针，将孤立、削弱哈布斯堡家族作为对外政策的长期目标。法王同英国保持友好关系。1601年，法王同萨瓦公爵查理—埃马纽埃尔一世开战，迫他签署里昂条约夺得热克斯、伐尔罗梅、布雷斯和热比等地推进和巩固了法兰西东南部疆域。王国政府也重视争夺新大陆大地，1604年扶助本国探险队驶抵北美的阿凯迪亚地区移民；四年后又支持法国殖民者萨缪埃尔·尚普兰在圣劳伦斯河下游建起魁北克城

1608年法国同德意志路德派诸侯和瑞士各州缔结“福音联盟”以牵制奥地利；与托斯卡纳、曼图亚、威尼斯和教皇国建立谅解关系来抗衡西班牙。1609年4月，法王出面对荷兰和西班牙的战争实行强制调解，让双方签约休战12年。此举确保了荷兰的独立，并置这个新国家于法兰西的影响之下

1610年初，历来多事的法国东北边陲的形势又骤然恶化。皇帝的军队在西班牙支持下占领克雷夫和于利埃，一时欧洲的局势失去平衡，哈布斯堡帝国在对法兰西的“包围圈”缩紧。虽然法国多数天主教徒对于联合外部新势力同欧洲天主教营垒对抗的做法疑虑重重主和厌站的呼声甚嚣尘上，但亨利四世仍决定率师东征。1610年5月14日，亨利四世在赴佛兰德尔征战前夕，被狂热的天主教徒佛朗索瓦·拉瓦尔克用匕首刺杀。国王刺杀，故事没有发生。深孚众望的”亨利大王”的去世，使法国专制王权再度面临危机，法兰西又进入王权衰微、政局动荡的时期。显贵和绝对君主制的冲突，新、旧教两派的摩擦，在王政庇荫下成长的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的矛盾，有重新激化的趋势。

关于宗教战争(1562—1598)与亨利四世

法国人文主义与宗教改革

14世纪中期，新兴的资产阶级首先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意大利北部掀起了反对宗教神学和封建统治的人文主义已成为西欧和中欧的流行思潮。如果说意大利早些时期涌现过但丁、彼德拉克和薄伽丘等文艺复兴巨匠，那么法国16世纪也产生了撰写《随笔集》的蒙泰涅和(巨人传)的作者拉伯雷等人文主义大师。法国与意大利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有密切关系；在这方面，法国人文主义初期的杰出代表当推勒费弗尔·德·埃塔普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