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所转资料文：《唐朝边疆战争》
原文分析文作者：朱增泉

一历史意义
唐太宗边疆战争的革新意义：
唐朝的边疆战略，是由唐太宗奠定的基础。唐太宗对中国古代边疆战略做出的重大贡献，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他不修长城。秦始皇修长城是一项伟大的创举（虽然在他之前就有战国长城），唐太宗不修长城是一项更伟大的创举。北方突厥曾给唐朝新生政权带来过极大的军事威胁，朝廷大臣们针对突厥边患日益严重的情况，又根据秦汉以来的屡修长城以防匈奴的历史经验，不止一人、不止一次地上表“请修古长城”，以防突厥。唐太宗却回答道：“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资治通鉴·唐纪九》），他这句话里透露了一个重要思想，不修长城是为了减轻“劳民”。他又说：“朕今委任李世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旧唐书·李传》）。
第二，他不搞种族歧视。唐太宗平定了东突厥、薛延陀、回纥、吐谷浑和西域诸国后，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五月，这一天他心情不错，在翠微殿与侍臣们一起总结经验。他对侍臣们说，自古帝王都能平定中国周边的胡夷，但终不能让戎、狄心服。我的才能比不上古人，但我在这方面比他们做得成功，其中原因我自己也不太明白，你们都说说看，随意说，我听听。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唐太宗却说，不对，不对，你们讲得不对！接着他自己讲了五条，其中核心的一条是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唐纪十四》）。唐太宗讲的这一条经验，时至今日，岂非依然光彩夺目？
第三，他对周边少数民族大规模实施了羁縻、怀柔政策。他征服东突厥、薛延陀、回纥等边疆少数民族之后，在他们的原牧地、原住地设置羁縻州郡、羁縻都督府，任命他们本民族原来的可汗、首领、酋长们担任羁縻州郡、羁縻都督府的官员，使他们成为唐朝的朝廷命官，名正言顺地行使管理职权（这在后面将有具体记述）。只要他们承认唐朝是他们的宗主国，他们是唐朝的藩国和臣民，向唐朝称臣纳贡，唐朝就从军事上保护他们、经济上帮助他们。
第四，他吸收了大量少数民族官员到长安朝廷去做官。这样，更具体地把朝廷与边疆少数民族部众的心联系在了一起，真正体现出了“众望所归”。唐太宗平定东突厥后，任命五品以上东突厥官员一百多人，几乎占了唐朝朝廷官员的一半，到长安安家的家属上万家。唐太宗的这种气魄，真正体现出了海纳百川的大唐气象。
第五，他启用了许多少数民族将领指挥重要战役，并取得了辉煌战绩。如执失思力、契苾何力等等。唐太宗奠定的边疆战略，是我国古代军事传统中的宝贵财富——当然它也有历史局限性，这要作为另外一个问题去探讨。

唐朝边疆战争的性质：
有的军事史著作认为，唐太宗征伐北方东突厥、薛延陀、回纥，征伐西部吐谷浑和西域高昌，以及五征辽东高丽之战；唐玄宗征契丹、征吐蕃之战等，都属于“对外扩张之战”（见张晓生、刘文彦编著《中国古代战争通览》）。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不仅说隋炀帝三征高丽是“对外侵略”，说唐太宗征高丽之战也是“滋长了侵略野心”。这类观点，大可商榷。持有这些观点的历史学家们，抛开中国同这些藩国的历史渊源避而不谈，对这些藩国不断内侵扰边、甚至长驱直入攻入唐朝腹地，尤其是攻入唐朝京都长安等军事行动避而不谈，单方面地断定唐朝对外“扩张”、“侵略”，这样的结论就过于片面、武断。唐朝进行边疆之战的地域，都在秦汉开辟的华夏版图之内。为反击这些边疆藩国割据势力对内地的进攻而战，为收复周边这些失地而战，为恢复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辽阔版图的统一和完整而战，为恢复边境地区宁安而战，怎么能说这是“对外扩张”甚至“侵略”？在唐代，一个宗主国讨伐一个藩国的军事反叛行为，不能叫“扩张”，更不能叫“侵略”。另外，不少军事著作（包括某些历史著作）把唐朝的这些边疆战争称作“对外战争”，这一提法也不确切。我们今天观察和分析历史上的战争，既要观照到今天的现实国际关系，又不能完全用今天的现实国际关系去给历史上的所有战争定性。至于中国古代的某些藩国后来通过国际有关条约获得了独立地位，并且得到了我国政府的正式承认，双方如果再发生战争，就是另一种性质的战争了。
如何看待唐朝边疆战争中的某些“出境”作战：
在唐朝的某些边疆战争中，尤其是在某些反击作战中，唐军有过一些深远的“出境”追击作战行动。这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这在边疆地区的作战行动中，尤其是古代冷兵器时代的边疆地区作战行动中，出境追击作战是常有的作战方式之一，因为那时还不具备运用远距离打击兵器反击入侵之敌的手段。另一方面，唐朝时，有些周边国家是中国的藩国。宗主国军队为反击藩国军队的入侵行动而深入其境内实行追击，这在当时还不能算作“出境”作战。
驳斥认为唐太宗征高句丽是追求“功德圆满”的思想论。
直接截取原文这段后面精辟分析：用兵的“度”。过度用兵，后患无穷，这是一再被历史事实证明的另一条历史教训。对此，唐太宗曾经有过深刻认识，他深深懂得武力是一把双刃剑，他说，“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帝苑·卷下·阅武篇》）。又说，“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贞观政要·征伐第三十五》）。唐太宗在这个问题上的头脑是清醒的。即便如此，仍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唐太宗晚年发动征高丽之战，也带有追求“功德圆满”的思想。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唐朝边疆战争，是包括唐朝二百七十多年所有边疆战争在内，不是单指唐太宗时期的边疆战争。

唐朝边疆战争的几个主要战略方向
唐朝的边疆战争，几个主要战略方向划分如下：一、北方战事（东突厥、薛延陀、回纥、后突厥）；二、西北战事（吐谷浑、高昌、龟兹、西突厥）；三、辽东战事（高丽、新罗、百济、契丹、渤海）；四、西南战事（吐蕃、南诏）
下面将一一截取原文资料对于这几个主要战略方向战事的分析论述

平定东突厥之战
自秦汉以来，对中原王朝的严重军事威胁，主要来自北方。秦汉时期是匈奴；南北朝时期是柔然；隋唐时期是突厥（包括相继崛起于北方的薛延陀、回纥）。我过去曾在一篇文章中讲过，北方的长城是秦代以后所有封建王朝的生命线。中国的封建帝王们，当他们在金銮殿上面南坐定之后，他们的内心就开始惦记着北方，围绕着长城这条生命线来思考他们王朝的生死存亡。
隋末大乱，为北方东突厥重新崛起提供了机会。唐朝定都长安以后的头六年时间内，东突厥连续八次大举南侵。最严重的是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八月的第八次入侵，当时唐太宗李世民刚刚继位两个月，东突厥颉利大可汗、突利小可汗，在梁师都和罗艺的引导下，率领十万大军打进关中，一直打到长安城下。
长安城内只有几万兵，调集外地兵员前来增援救驾已经来不及了，情况危急万分。颉利可汗派其心腹执失思力前来面见唐太宗，带着威胁口气说：“颉利、突利二可汗将兵百万，今至矣！”李世民严词斥责突厥弃信背约，并把执失思力拘留起来。然后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位大臣，骑马出玄武门，来到渭水边，与颉利可汗隔水对话。唐太宗再次严厉斥责颉利负约，“突厥大惊，皆下马罗拜”。这时长安城内的唐军悉数而至，旌甲遍野。李世民回过头挥了一下手，让带兵的将军后退布阵，他自己“独留与颉利语”。颉利心中起了疑惑：一、派去面见唐太宗的执失思力被唐朝扣下没有放回；二、唐太宗敢于单独挺身轻出前来对话，不是一般的胆量；三、唐军在唐太宗身后布下的阵势军容严正，明显有备而来。颉利心里反倒虚了，脸上“有色”（《资治通鉴·唐纪七》）。
李世民虽然在双方斗智中占了上风，但他深知“即位日浅，国家未安”，如果对东突厥贸然反击，并没有取胜的把握。一旦反击失利，搞不好极有可能引起朝廷内外的各种矛盾一齐爆发，全国各地纷纷起义，与东突厥里应外合，新生的大唐政权很可能被大浪吞没。这是考验李世民掌控危局能力的严峻时刻。
两军对峙，剑拔弩张，总得有一方先退，形势才能缓和下来。颉利可汗先派人过来，表示愿意议和。李世民顺水推舟，采纳兵部尚书李靖“请倾府库赂以求和”的建议，同意议和。

八年三十日，李世民带领几位大臣骑马出西城，再次来到渭水边，斩白马与颉利可汗“盟于渭水便桥”，东突厥遂“尽掳男女财宝而退”（《资治通鉴·唐纪八》）。
李世民把这次向突厥屈服求和，称作“渭水之耻”。每当提起，他都痛心疾首。东突厥退兵后，他把“渭水之耻”当做一块极好的磨刀石。他召集宫廷宿卫将士们训谕道，北方戎狄入侵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事，历来的教训就是“少安则忘战”，“寇来莫之能御”。今天，我不要求你们去为我修筑宫殿亭榭鱼池猎苑，只希望你们好好练习骑射本领，无战担任宿卫，一旦突厥入侵都去当将军，独当一面，保国安民（《资治通鉴·唐纪八》）！各位领兵的将军们也都加紧训练府兵，几年后，唐军悉成精锐。
与此同时，唐太宗加紧了对东突厥内部的分化工作。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东部奚、霫、契丹等部族无法忍受东突厥汗国的超重盘剥压榨，纷纷南逃归唐。颉利大可汗责怪统领突厥东部的突利小可汗丢失部众，命他去攻打北方延陀部，突利大败而归，又受到颉利的严厉惩罚，双方矛盾急剧加深。不久，颉利与突利相攻，突利小可汗率其东方部众归降唐朝。

这时，东突厥境内遇大旱，赤地千里，人畜大量死亡。东突厥统治下的薛延陀、契丹、靺鞨等部族纷纷起义。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年底，李世民派遣游击将军乔师望潜至漠北东突厥后方，册封反叛颉利大可汗的薛延陀起义首领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并“赐以鼓纛”，夷男大喜，在郁督军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东脉）建立自己的牙帐。这样，在东突厥背后兴起了一个地域辽阔的薛延陀部，“东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诸部”都归附薛延陀部（《资治通鉴·唐纪九》）。
阿尔泰山以西的西突厥也发生严重内乱，左、右两部各立可汗，互相攻杀。双方都遣使向大唐朝廷要求和亲，以求得支援。唐太宗对西突厥两派的要求都没有答应，说：“汝国方乱，君臣未定，何得言婚。”他令双方“各守部分，勿复相攻”。唐太宗的真实用意，是不想让西突厥复强，避免他们与东突厥联合攻唐。
东、西突厥都陷入了严重困境。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八月，代州都督张公谨向唐太宗上表，认为向东突厥反击的时机已经成熟。十一月，唐太宗作出反击东突厥的军事部署：命令兵部尚书李靖、并州都督李世、华州刺史柴绍、营州都督薛万彻等，率领十多万唐军，皆受兵部尚书李靖节度，兵分五路向东突厥实施反击。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正月，李靖率三千精骑从马邑出发，夜袭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内，一说即当年隋文帝安置启民可汗所筑的大利城）。颉利可汗猝不及防，以为唐朝“倾国来攻”，慌忙拔帐北逃。李靖一路追击，同时“复遣谍离其心腹”。颉利的亲信康苏密护送隋炀帝萧皇后及孙子杨政道归唐，李靖立即派人将萧皇后和杨政道送往长安。李世率领的另一路大军出云中，在白道（今呼和浩特北）大败突厥军。颉利率领数万人向西逃窜至铁山（阴山北），派执失思力入朝向唐太宗谢罪，“请举国内附，身自入朝”。唐太宗同意接受颉利投降，同时下了两道诏书，一道诏书送往颉利牙帐，另一道诏书送给前线统帅李靖，请李靖派兵迎降颉利（《资治通鉴·唐纪九》）。
李靖与李世勋在白道会师。李靖与李世勋商议说，颉利这次虽然大败，但他仍然拥有不少部众。如果放他远走碛北，将来要对付他就难了。眼下，唐太宗的宣诏使唐俭估计已到颉利牙帐，他肯定麻痹。如果选一万精骑，带上二十天干粮，“往袭之，不战可擒矣”。两人意见完全一致。李靖把这一计划告诉了张公谨，张公谨有顾虑，说，唐太宗诏书都下了，再派兵去袭击，合适吗？李靖回答说，颉利狡猾，他这次请降只是缓兵之计，不能上他的当。李靖是前线统帅，最终当然只能由他决定、由他负责。李靖对李世勋说：“打，不能动摇！”李靖率领精骑当夜出发，直奔颉利牙帐；李世勋率领后援相继跟进，直插碛口（今呼和浩特市以北大漠交界处），抄断颉利北逃之路。
颉利见了唐朝派来的宣诏使唐俭，“大喜”，放松了警惕。李靖派苏定方率领二百轻骑为前锋，“乘雾而行”。离颉利牙帐还有一里路时忽然雾散，颉利发现唐军来袭，上马先逃，苏定方发起突袭，杀死数十人。宣诏使唐俭借机脱身，回到唐军中。李靖率领精骑赶到，斩首万余级，俘众十万余人，缴获牲畜几十万头。颉利率万余人逃往碛口，李世碛的大军已经封锁了碛口，“颉利至，不得度”，颉利下面的大酋长纷纷投降，李世俘敌五万余人。颉利准备投奔在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北）一带活动的小可汗苏尼失，然后翻越祁连山南逃投奔吐谷浑。屯兵灵州的李道宗一面出兵阻击，一面命令苏尼失交出颉利。苏尼失不敢怠慢，在荒谷中搜寻到颉利可汗，执送唐军；苏尼失本人也举众投降唐军。

至此，东突厥灭亡（《资治通鉴·唐纪九》）。

继续更
颉利被押往长安，唐太宗当面宣布了他的五条罪状。最后说：“然自便桥以来，不复大入为寇，以是不得死耳”，赦免了颉利的死罪，“颉利哭谢而退”。颉利再想回草原去是不可能了，李世民找个地方把他“养”了起来，“厚廪食之”。每年花一笔开销养一名战俘，比避免连年战争，节省不知多少倍，太合算了（《资治通鉴·唐纪九》）。
这里有一个问题要说。李靖为何置唐太宗的“纳降”诏令于不顾，敢于同李世勋商定追击颉利，将东突厥一举歼灭？战国时代的孙武在《孙子兵法》中就提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孙武提出这一军事原则，是鉴于君王远离战场，而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必须赋予前线最高指挥员以临机处置之权，这条军事原则自古至今都没有改变。但真要实行起来却很困难。有时候，指挥员掌握不好“临机处置”的火候，把胜仗拖成了败仗，这当然要受到追究；有时候，君王胸怀狭窄，对将帅“擅自行动”多疑，对将帅争立大功不快，随便找个借口，就能给他扣上杀头之罪。李靖敢于“违诏决策”，主要根据三条：第一，他要为大唐政权消除后患。当时一举歼灭颉利的机会已经出现，他不愿放弃是对大唐政权高度负责；第二，他从本质上理解李世民的战略意
图，主动要为李渊、李世民父子两代君主“雪耻”——李渊晋阳起兵之初有向突厥“称臣之耻”；李世民即位之初突厥兵临长安无奈“倾府库以求和”有“便桥之耻”；第三，他看透了颉利的狡诈本性，他这次“请降”只是缓兵之计。这三条，为国为君为民，没有夹杂半点私心，李靖展现的是真正的大将风范。战后，也未见李世民追究李靖“违诏”之罪，李世民展现的是一代明君的风范。

但战后李靖还是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有人弹劾他“持军无律，纵士大掠”，差一点被诬告加罪。李靖不作任何辩解，他在看唐太宗李世民的态度。李世民知道这是有人在“谮短”李靖，经查无实，加赐李靖帛两千匹，迁尚书右仆射。
读者如果有兴趣，可以回过头去看看三国时代的邓艾，他为消灭蜀国打了大胜仗，立了大功，可是独揽魏国朝政的司马昭却“恶其专擅”，最后竟把邓艾逼上了死路。司马昭这样的人精于权谋，纵有篡国之能，却没有开创盛世的大气象、大胸襟。因此，良将遇明君，这才是为将者最大的幸运。

如何安置这么多东突厥降众？当时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多数大臣认为应将东突厥降众迁入中原，安置在兖、豫等州，与汉人混居，这样既可以增加十多万税户，又可使漠北空虚，杜绝后患。第二种意见，以魏征为代表，他们主张应将东突厥降众全部遣返漠北，居其故土，分立酋长，领其部落。如果将他们全部迁入中原，多年后成倍繁衍，居我肘腋，后患无穷。第三种意见，以温彦博力为代表，他们认为如果将东突厥降众全部遣返漠北，将会伤害四夷来归之心。他们主张将东突厥降众分散安置在黄河以南，各选酋长，不相统属，他们力散势分，不可能形成危害。
唐太宗以温彦博力的建议为主，也兼采其他大臣的一些意见，对东突厥降众安置如下：一、在幽州（治今北京西南）到灵州（治今宁夏吴忠市）之间，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安置东突厥降众；二、任命突利可汗为顺州（治今辽宁朝阳）都督，统领他原来的东突厥东方部众；三、在漠北东突厥原居地设置了北开、北宁、北抚、北安、北丰等六州。将这六州分为左、右两部。左部属定襄都督府管辖（侨治宁朔县，即今陕西靖边县东）；右部属云中都督府管辖（治云中古城，即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任命了两位头领：一位是怀德郡王苏尼达，另一位是怀化郡王阿史那思摩，命他们两人居住在黄河南岸，分别遥领颉利旧部。四、任命右武卫大将军史大奈为丰州（治九原，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西北西小召乡土城村古城）都督，负责监视和保护突厥旧部。五、其余突厥大小酋长，均迁居长安，拜将授爵。官爵五品以上者一百多人，几乎占了唐朝朝廷命官的一半左右。突厥官员眷属入长安者近万家。上述举措，显示了大唐气概。

平定薛延陀之战
薛延陀，原为匈奴统治下的铁勒部分支。早先分薛、延陀两部，后来薛部被延陀部所灭，合并为薛延陀部。其祖先牧于金山（今阿尔泰山）西南，受突厥统属和役使。隋文帝开皇年间，突厥分裂为东突厥、西突厥，薛延陀附属于西突厥。后来铁勒诸部起义反抗西突厥，薛延陀推举出自己的可汗独立。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遣密使至漠北薛延陀，册封其首领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并赠“鼓纛”，夷男大喜，建牙帐于郁督军山（今蒙古杭爱山），并配合唐军击灭东突厥，立有战功。
但夷男（真珠毗伽可汗）其人也有政治野心，他于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打败了西突厥，占领了准噶尔盆地；又征服了额尔齐斯河、乌古河流域的葛逻禄部和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部，统治地域不断扩张。东突厥灭亡后，薛延陀汗国崛起，很快填补了东突厥灭亡后的真空地带，对唐朝构成了新的威胁。

贞观十三年（639年）四月，发生了一起谋刺唐太宗事件。行刺者是突厥降将阿史那结社率，他是突利小可汗之弟，随兄入唐，被封为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家居无赖”，受到其兄突利训斥，他怀恨在心，诬告突利“谋反”。唐太宗明察秋毫，知道阿史那结社率挟私陷害其兄，对他不予理睬，渐渐疏远。阿史那结社率觉得自己的前途完了，暗中纠集四十余人，夜入九成宫行刺唐太宗。准备事成之后，拥立突利之子贺逻鹘返回漠北，重振突厥。阴谋败露未遂，阿史那结社率被杀，贺逻鹘被流放岭南。
恰在这时，薛延陀大有向南扩张之势，唐太宗决定“以夷制夷”，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将安置在黄河以南的东突厥降众全部遣返漠南地区，“复其故庭，继其先绪”，以遏制夷男向漠南扩张的野心。这一举动引起了夷男的不安和不满，他准备攻打返回故土的东突厥部众。唐太宗派遣司农郭嗣本出使薛延陀，向夷男宣诏：“尔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本境。”夷男一面“顿首奉诏”，一面要求唐朝将突厥种落全部没为婢，“以偿唐人”；唐太宗对他的无理要求没有理会。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正月，朝廷命李思摩（原名阿史那思摩，降唐后赐姓李）率领东突厥降众返回碛南故土。李思摩担心薛延陀前来进攻，向唐太宗提出要求，一旦薛延陀南侵，请允许突厥部众“入长城”。唐太宗表示同意，并在朔州（治今山朔州西南）、灵州（治今宁夏吴忠市）、夏州（治今陕西靖边县白城子）各边州屯驻了大批唐军，为李思摩撑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