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在南美洲，由智利南部及阿根廷中部至火地群岛及福克兰群岛。在冬天，它们会向北迁徙至智利中部、阿根廷北部、乌拉圭及巴西东南端。
扁嘴鹅栖息在茂密的沼泽及湖泊，主要吃草及水生植物，也会吃蚌类及鱼类。

鸭类中，南美的黑头鸭，被认为唯一的纯托卵鸟，因至今未曾发现它们自筑的巢。它们将卵产於苇草作成的巢之外，亦见於鸥类、朱鹭等巢中，甚至发现於小型猛禽鸟类巢里。（

於水域活动，善飞行，杂食性。多数淡水性鸭类几乎能由水上垂直飞向空中。降落水面时翅膀呈降落伞形，有蹼的脚则如雪橇的作用。

身体大部份为青绿色，上鸟喙处有一小片红色的羽毛，脸部的裸皮为浅红色，当兴奋或是激动的时候裸皮会变成深粉红色。脸颊边缘和下巴为橄榄棕色以及黑棕色，尾巴内侧和飞行羽为橄榄黄，鸟喙为黑色，虹膜为浅黄色。

军舰金刚鹦鹉军用金刚鹦鹉

凤蝶科裳凤蝶属 大型蝴蝶的一种蝴蝶。以往与金裳凤蝶一同被香港人合称为黄扇蝶。是香港两种受《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列明保护的野生无脊椎动物之一，

朱锐，河北人。北宋宣和初授画院待诏。南宋绍兴年间复职，授建功郎，赐金带。工画人物山水，师法王维，尤好写骡纲、雪猎、盘车等图。形容布置，曲尽其妙。宋人青绿山水，常有不全面敷染，往往於山峦岩石上方，置较重青绿色，本幅可为一例。本幅无款印，依旧签定名。案同册第五幅，签题为「宋祝次仲苍矶清樾」，画风完全一致，应是同出一手。本幅是否出於朱锐，待考。然论布局之清远，笔墨之灵巧，与设色之雅净，非南宋高手莫办。

是分布在南美洲东部及中部的金刚鹦鹉。它们的寿命可以长达50-60岁。
蓝翅金刚鹦鹉长约40厘米。喙厚而呈黑色，尾巴长，身体主要呈绿色。飞羽呈蓝色，翼底则呈黄色，尾巴端、冠及两颊都是蓝色，尾底及腹部红色。瞳孔呈黄色。它们与红腹金刚鹦鹉是唯一面部黄色的金刚鹦鹉，但饲养下的则会变成白色。不同的是蓝翅金刚鹦鹉是下腹及下背都是红色的蓝翅金刚鹦鹉分布在巴西东部及南部、巴拉圭东部及曾分布在阿根廷东北部。它们栖息在常绿林及落叶林。它们主要吃麻疯树属、榆叶梧桐及楝的种子，但也会吃果实及坚果。蓝翅金刚鹦鹉受到伐林的影响。它们也曾被捕猎作为宠物。它们南部的数量下降，且已从阿根廷的米西奥内斯省消失。[3]故此以往它们被列为易危。根据巴西的资料显示，它们已广泛分布及重新在里约热内卢州发展群落，故被下调为近危。

卡塔利那金刚鹦鹉是由绯红金刚鹦鹉(五彩金刚，Scarlet Macaw)与蓝黄金刚鹦鹉(琉璃金刚，Blue&Gold Macaw)
所交配产下的后代，一般来说，母鸟通常为蓝黄金刚鹦鹉，公鸟为绯红金刚鹦鹉，它们所产下的后代与斑
色金刚鹦鹉(Harlequin Macaw)很相似，但是卡塔利那金刚鹦鹉遗传了绯红金刚鹦鹉细长的尾部，常常有人将
这两种混种金刚鹦鹉搞混；卡塔利那金刚鹦鹉有著鲜艳混色的羽毛，十分亮眼，由蓝黄金刚与绯红金刚所
生的卡塔利那金刚鹦鹉与一对卡塔利那金刚鹦鹉所生的后代在羽色及喙部颜色会有些不同，由蓝黄金刚与
绯红金刚所生的卡塔利那金刚鹦鹉的喙部通常全为黑色，且头、胸、翅与腹部颜色较淡且呈橘黄色(如左上
图)，而由一对卡塔利那金刚鹦鹉所生下的后代其上喙部通常呈腊黄色，且头、胸、翅与腹部呈深红橘色；
卡塔利那金刚鹦鹉的个性融合了蓝黄金刚与绯红金刚，比较不会像绯红金刚有时会有个性不稳定且成熟时
有侵略性的个性，反而遗传了蓝黄金刚友善的性格，个性十分好玩、聪明与好奇，且有著不错的说话能力
；除了人工繁殖的刻意混种繁殖外，在野外有时也会出现蓝黄金刚与绯红金刚杂交的情形。

此一组彩绘男女骑俑，共由七人组成，二男五女骑於马上依次前进，人和马的和谐关系，男像、女像表现神情的微妙差异，男的表现刚健有力的形姿，女的表现婉约柔美的气质，生动的呈现大唐儿女的风采。
　　女俑均挽发梳髻於头顶，身穿绿色及朱红色裳裙，唐代妇女特别喜爱红裙，称为石榴裙，有「红裙妒杀石榴花」的诗句；白上襦加半臂，领口极低，裙子系於高腰上，肩部加薄纱披帛，飘逸柔美。双手则一手自然垂於身侧，一手执韁绳，头部挺直，双目向前方平视，姿态悠闲从容。马身只以墨彩描绘马衔、马具，但坐垫则描以朱红色地加褐、绿、白彩的团花毡毯，这种图案与色调的表现，源自敦煌的壁画，色彩搭配鲜亮华丽，十分美观。男俑头戴黑色上折巾，身穿翻领窄袖上衣，一为绯色、一为绿色，下身著裤装，腰束革带及腰袱，足穿黑色靴子，一头部挺直，双眼平视，一微微侧视，均端坐於马背上，英姿焕发。
　　中国彩绘使用於陶器，源自彩陶时期，最早以红、黑两色为主，其后有白色，至战国时，增添了黄、紫、绿、褐等色彩，常见於茧形壶的器面。陶俑陪葬风气流行后，彩绘陶俑成为趋势，六朝司马金龙墓出土的陶俑，上加金彩，华丽无比，可谓彩绘陶俑的极盛时期。唐代因为唐三彩的烧制，贵族大墓均以唐三彩陪葬为风尚，虽然彩绘陶俑的陪葬并未消失，但因此项工艺渐趋衰弱，故出土的实物精品不多见。此组彩绘陶俑，造型优美肖实如真，绘彩虽然已有部分斑剥不全，但从残留彩绘的精致华美，妇女服饰与男性冠服的细部呈现，可知其制作年代可能在盛唐稍早彩绘陶俑工艺仍然盛行的时期。另就作品之服饰、面部的化妆等特徵看，与永泰公主墓壁画上的妇女形象接近，而不似盛唐时期妇女的丰满模样，因此其烧制年代亦必相去不远。

唐代长沙窑窑址自1956年被发现后，为中国陶瓷史的研究增添许多题材，尔后历经1967、1974、1983年的深入调查与发掘，终使世人对此一不见文献记载的瓷种获得比较全面的认识并引起学界对唐代窑址的探讨。
　　唐代长沙窑窑址面积广大，面临湘江，属於今日湖南省长沙县辖区，在地理上正好紧邻唐代著名的岳州窑；自北而南，包括铜官、瓦渣坪、兰岸殂、长垄坡、石渚等地，大小窑址达二十余处，随处可见残破陶片与堆积，可见当年生产盛况。而近年来由於各地唐代古墓的发掘，使得长沙窑瓷器亦大量出土，陜西、河南、河北、湖北、安徽、江苏、广东、广西等地均有发现。
　　唐代长沙窑始烧约在初唐至中唐期间，最初为岳州窑系的一部份，而成为独立窑场可能约在八世纪中期以后。随著唐代的安史之乱，北方贵族南迁，使经济重心移至江南，遂营造了长沙窑发展之契机，加上窑场制作陶瓷材料可就近取得，因而迅速兴起。长沙窰的地理位置和对外交通条件十分优越，其产品可沿著湘江外运，越五岭经水运抵达广州；北上则可顺著长江而下，然后流运至扬州、转运宁波外销，是故长沙窑产品分布至广，包括韩国、日本、东南亚与印度等地。
　　唐代长沙窑瓷器造形与装饰颇具特色，质地细腻，工艺优良。其工匠随著唐三彩技法的传入，逐步将原本为釉上彩的唐三彩技法转变为先在坯上涂彩后再上釉的釉下彩技法，使钴蓝、铜绿、铁褐色彩的表现转易，因而在中唐、晚唐时得以蓬勃发展与外销，广受世人喜爱。
　　这件龙把水注，为长沙窑产品之佳作。水注是唐代中期以后才发展出来的新式壶形器，主要是注酒或注茶水用，此与当时饮食方式改变有关。本件龙把水注，器身长圆、短颈、水注展口、假圈足、平底、角稜形短流，三并小系在肩部两侧，执柄塑成龙形，龙头从壶颈部向器腹延伸；全器施以青釉，只在流及龙前半身浸褐彩为饰，龙形勇猛有力。属长沙窑早期造型，其装饰的艺术性极高，相当珍贵。

此件瓷枕呈倭角长方形，枕面以黄绿两彩彩绘双鸟及羽状的叶纹，黄褐彩描绘鸟纹的眼睛、羽毛、叶脉等，线条十分纤细，但笔触流畅自然，充满著盎然的生命力，彩绘工匠的绘画功力极为不凡，堪称唐代民间艺术的代表作。此枕尺寸比一般枕头小，可能是作为把脉时使用的脉枕，主要纹饰分布於枕面，施釉几至器底沿边，但底部平并不施釉，釉与胎交接处，可见白色化妆土的痕迹，作工相当精细。长沙窑的胎土呈灰黄色，淘洗不够精细，所以为使釉面更为光滑明亮，几乎都使用化妆土后，再彩绘施釉，入窑烧制。因此其胎釉烧结不太紧密，造成其器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会产生剥釉的现象，是其最大的缺点。
　　唐代长沙窑的产品，主要特徵是以釉下的彩绘纹饰为作品的装饰，这种技术对於中国陶瓷工艺的发展，尤其对后世彩瓷新器种的创制及装饰技艺的发展，具相当重要的意义。釉下褐彩的出现，约始於晋朝，但绿彩、褐彩同时出现则产生於唐代长沙窑。
　　唐代长沙窑的发现，约在六○年代，从中国扬州开始，沿著陶瓷之路的各地港湾遗址，都发现了长沙窑瓷片，而以位於湖南长沙铜官镇的窑址最重要，这一唐代主要烧制贸易瓷的窑口，始为世人所认识。中国釉下褐彩的出现，约在六朝的青瓷业已发现，后来湘阴窑首先采取块状褐彩、点状褐彩的装饰手法，随后长沙窑大量使用，并从一彩、二彩发展为三彩，开展出瓷器釉下三彩的新式技法，并成为唐代出口贸易瓷的大宗品类。
　　陶瓷枕头因为清凉耐用，具醒脑清目的保健功能，自唐代以后逐渐流行，且其造型品类日新月异，成为实用陶瓷的一项重要产品。但长沙窑的产品以贸易外销取向为主，产品种类仍以外人喜爱的类别为多，特别以金属器皿的凸花装饰，运用在长沙窑的作品上，普遍得到大众的欢迎，因此产品以茶或酒器中的水注特别多，而枕头产品却出奇少。此件作品，造型优美，描绘纹饰自然生动，是唐代长沙窑盛期的代表性产品。

本件玻璃器细颈、侈口，瓶身修长呈瓠瓜形，瓶颈有一圈凸稜，把手自口沿平伸而出再垂直而下附於瓶腹上。全器呈蓝色带银灰的水银斑，造型刚柔相济、颇富奇巧。
　　玻璃又称「琉璃」。它是一种低金属的氧化混合物。考古资料显示，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两河流域和埃及便已生产玻璃器物。中国最早的玻璃物则出现於西周末期，其外表呈白色、浅绿、浅红等，不透明，质地疏松，都做成珠管状，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学界称之为「原始玻璃」。据推测，玻璃物的产生可能与青铜冶炼有关。当炼炉温度达到摄氏1080度以上时，孔雀石与锡矿石熔解后必然会排出非金属的玻璃质矿渣，其中含硅化合物的丝条或块体由於铜粒子的混合，会结成浅蓝色或浅绿色的晶体，这种晶体再稍微加工后便是原始玻璃物了。
　　东周时期的玻璃物器形增加，除了管、珠等装饰品外，还发现璧形物和剑管、剑珥、剑珌等；四川和湖南还出土过玻璃印章。此时的玻璃器质地较纯，颜色有白、浅绿、乳黄和蓝色等；有些玻璃珠还加以套色成蜻蜓眼状，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便出土七十三颗蜻蜓眼式玻璃珠，直径各约一公分，在蓝色的玻璃球体上崁有白色及棕色的玻璃花纹。学界曾对战国中、晚期的玻璃珠和玻璃璧进行成分分析，发现这些玻璃器大都由氧化铅和氧化钡构成，与欧洲、西亚、北非的古代玻璃成份不大一样，因此学界认为它们可能是中国本土制造的。
　　汉代开始出现了玻璃容器，如河北满城刘胜墓中便出土口径达19公分多的玻璃盘和长13.5公分、宽10.6公分的玻璃耳杯。汉代中西交通发达，域外玻璃当会传入中国，江苏邛江县一座东汉墓中便曾出土三块紫、白色相间的玻璃残片，经复原后是一件带凸稜条饰的平底钵，其成分、器型与搅胎的技法，都是典型的罗马玻璃器，这是西洋玻璃传入中国的实物证据。另广州南越王墓也出土过蓝色的平板玻璃牌饰，为中国境内其他地方所未见。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方玻璃器大量输入中国，连带也传进了吹制玻璃的技术。由於成份和技术都起了革新变化，此时的玻璃容器较大，器壁也较薄，而且透明光滑。安徽亳县曹操的宗族墓中还曾出土过玻璃凸透镜；河北定县北魏佛塔塔基则出土了玻璃瓶；江苏南京象山东晋墓也出土不少磨花玻璃杯。最精彩的莫过於陕西西安隋李静训墓出土的玻璃器，共8件，有扁瓶、圆瓶、盒、蛋形器、管形器和杯等，全部完整无缺。
过去学界认为玻璃器在古代十分稀少，故应该只有少数统治阶级才可能拥有及使用。但近来研究则认为古代玻璃器生产和制造都不难，惟不易保存故后世所见稀少。
　　唐代的玻璃器以舍利瓶为代表，出土实物不少，此外还有很多日用器皿；质地皆精纯，可大别为高铅玻璃和咸玻璃两种类型。有本土产的，也有域外输入的；而后者极受上层社会欢迎。1987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了20余件精美玻璃器皿，除了供佛的舍利瓶和盘、碗、杯盏外；还有茶具，其形制与唐代流行的白瓷茶具完全一致，说明在唐代晚期本土玻璃器与外来玻璃器可能常混合使用。这种情形自然会使两种来源不同的玻璃在器形上相互模仿，以致当时一些本土生产的玻璃器也常带有域外造型的风格。一般而言；咸玻璃烧结温度高，质地较透明，近似现代常见的无色玻璃；而高铅玻璃因所含的金属成分多，质地比较不透明，但其表面常会显现银色或紫蓝色的斑点，色泽灿烂而有变幻之美。这件单把手瓜形玻璃瓶，就是带有域外造型风格的唐代高铅玻璃器。

神像作立姿武装打扮，一手插腰一手前举握拳，拳中空，原持有武器，今已遗失。一脚直立，一脚微曲站立於伏卧於台座上的动物。头上戴著凤形头盔，一对外展的翅膀，高高的耸立於头顶两侧，身上全副武装打扮，双肩上饰龙头，龙卷鼻张口，头顶有尖而弯曲的角，显示雄伟之状。身著紧身的铠甲，胸前与背后均饰一对圆护，这种圆护大都以铜铁等金属制成，且打磨得光亮无比，如在战场作战，因日光的反射，可发出耀眼的光芒，故称明光铠。这种铠甲至迟在三国时期已经出现，南北朝时还相当罕见，唐代特别流行。腰间束以革带，护膝、护腿配备齐全，神态极为威武。
　　头上冠饰、脸部，双手、台坐下缘等保持光素无釉，主要的原因是低温铅釉，熔点较低，为避免这些部位因流釉而造成五官糢糊，故不施釉。服装主要使用绿釉，间加黄、白斑点装饰。伏卧的动物施以黄釉。整体以白、黄、绿等三种色釉表现自然谐调的美感。
　　唐代在大型墓道中，陪葬的神像、武人、文人、镇墓兽等都是成对放置。一般通例，神像均放置於入口处，主要的作用是保护墓主，护佑其子孙，并可驱邪避凶。成对的神像，往往在墓中分两侧置放，因此神像造型大都一高举右手，一高举左手，均持武器。天王乃「护法」胁侍菩萨的神，亦为护佑佛法的卫士，故其面部表情呈现愤怒相，用以吓阻邪魔干扰，用以保护墓主及其家族。 
　　此一天王神像，高达八十公分，乃盛唐时期所制作；如此高大而精美者，较为罕见。

据出土资料，宋代银锭的形状没有一定的样式，如一九七一年蒙古巴林左旗上京汉遗址出土的崇宁四年额银，为长方扁形，而徽宗天守节银，却是腰子形银锭；两种银锭面上都有年代及记重的字样。一九八○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公社出土一件陶罐，内装银器，其中有宋代束腰形银铤一件，下端左右有「出门税」戳记各一。一九八○年湖南省信阳茶山乡龚冈村出土一件南宋窖藏银锭，首尾两端成圆弧形，中间束腰。同年西安南郊陕西省戏剧院出土船形银锭十四件，西安南郊大学东路出土船形银锭两件。综合而论，出土宋代银锭的样式，有长方扁形、腰子形、船形不等，其中以腰子形最为普遍，因此腰子型可能为宋代银锭的主要样式。
本件银锭呈现两头折翘起，呈七十五度向外斜出的角度，形状如船形，底部铸有「柳大吉」阴文三大字，正面无戳记。此件船形银锭的样式与西安出土银锭相似，为宋代之样式无疑，此样式无论在流传或出土上，均罕见，弥足珍贵。由於银锭是秤量货币，前朝的银锭多不予保留，常迳行销熔后再行铸造新银锭使用，这也是宋元银锭较为罕见的主要原因。
银锭是古代的秤量货币，乃以重量来计值。银锭的使用，始於汉代，当时主要用於保值，与黄金一样，不做市场上的一般买卖。宋代以后，由於社会经济发展之需要，原来作为保值的白银，开始成为大宗买卖的货币；加以辽、西夏、金等异族入侵期间，常索求大量白银以为议和条件，以致银价高涨，影响民生甚钜。宋室南渡后，政局安定，银价才慢慢回稳。而工商经济也空前繁荣。宋代产银的地方，将近有三十州，其中以信州（江西）为最多，每年十万两以上。其余如虢州、陇州、南剑洲、潭州等地，年产都有几万两。明代中期以后，规定各地方的赋税，都应折算为白银缴纳，从此白银就成为市面上最主要的通行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