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填土致密坚硬，发掘难度极大。特别是经太阳一晒，更是坚固异常。工人们抡圆了洋镐砸下去，在地面上只产生一个小白点，双手却震得酥麻。

2009年5月，大部分墓道已经被清理出来。发掘进入新的阶段。
这一天，考古队员在墓道的西端，距地表9米左右靠近墓室的地方，突然发现几块侧砌的青砖。不多一会儿，另一侧也发现同样砌法的青砖。

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们并不急于将青砖取出，而是将这些砖留在原位不动，反而将砖前的填土清理出去。原来这些青砖是墓门两侧墓道护坡墙上的。
墓道护坡墙的出现，使队员们意识到清理工作已经接近墓室的主入口。
考古队员兴奋之余，不免又紧张起来。潘伟斌将电话打到郑州，向省考古所领导征求进一步工作意见。孙新民、张志清将情况向省文物局作了汇报。作为主抓业务工作的孙英民，此时考虑的已经不只是发掘本身，墓葬的保护也进入了他的视野。他与时任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的陈爱兰商量，决定以省文物局的名义组织另一场专家座谈会，讨论发掘面临的新情况，并为发掘之后的文物保护制订方案。
6月4日，河南省文物局聘请来自北京、郑州等地的专家到安阳，先参观发掘现场，随后召开了西高穴大墓发掘以来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上，专家们设想了多种情况，提出了数种预案。大家认为，墓道清理工作结束后，如果墓门保存完好，任何人都不得随便打开墓门，要根据墓门受损情况，先制订出打开墓门的方案，同时提出墓内文物遗存的保护方案，方可进入墓室。

原来，盗墓贼通过后室的盗洞进入墓室，从墓室内部将墓门打开，然后对墓门前的墓道部位大肆挖掘，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空洞，而且盗洞打破了墓道两边护坡砖墙的底部，分别向南北两处延伸。
为了准确掌握盗洞的情况，他穿过墓门，直接进入盗洞。其实，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盗洞上部的土层已经很薄，悬在头顶，随时都有坍塌下来的危险。
他俯下身子，全身心地察看着盗洞深处的情况，突然身后传来一声惊呼，随即被人一把从盗洞中拽了出来，摔倒在墓门口的甬道内。他正要对拽他的人发脾气，一块巨大的土块从上面呼地砸了下来，正好砸在他刚才所在的位置。好悬啊！潘伟斌出了一身冷汗。
考古队员们悻悻地将盗墓贼丢弃在墓门附近的残砖清理出来。墓门就这样被打开了。严格地说，它不是考古队“发掘”出来的，而是贪婪的盗墓贼破坏至此。
墓室的门道呈拱形，外侧是三道砖墙，砖墙后才是石门。整个门道厚度达到1.2米。石门的材质非常坚实，但仍然被打碎成了数块。
潘伟斌不失时机地安排技术员对墓门进行了测量、绘图、照相，通过测量知道墓门底部距地表的垂直深度是13米左右。换句话说，当年二号墓的墓室，由地表往下挖了约13米。这个简单的算术，每个人心里都算了一遍。
封门砖和碎石块被清除后，考古队员清理了墓门周围和甬道内的填土。此时堆在墓室内的泥土暴露出来，占了墓室内空间高度的一半，足有3米厚。此时潘伟斌明白了为什么前室内会有那么多的浮土，这些土绝大部分是盗墓贼在盗挖墓门外墓道下部时倒进墓室内的啊。
接下来是发掘最为关键的阶段：清理墓室。
潘伟斌让考古队休整了两天。他要制订一个发掘墓室的详细计划。

他的计划是先清除盗墓贼扰动过的浮土，然后再处理墓室底部的淤土。这样可以分清楚哪些是盗墓贼动过的地层，哪些是早期保留下来的自然堆积层。考古发掘需要对这些不同地层中出土的文物分开包装，以区别被扰动过的文物和未被扰动过的文物。他同时决定对墓室内的所有土都进行网筛，然后作淘洗浮选，寄希望于通过这种更细致的工作，尽可能多地收集劫余文物，包括那些细小的、肉眼很难找到的文物。
各种设备很快到位。发掘重新启动。
清理浮土花了差不多两个月时间。除了浮土内偶然出土若干画像石残块外，这段时间考古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发现。
终于只剩下墓室底部的早期淤土了。墓室的内部结构也完全呈现出来，这是一座典型东汉形制的墓葬。用考古的“行话”说，这是一座“前后室各带双侧室的砖室墓”，但若换成“人话”，可以简单地理解成“四室两厅”。即前厅、后厅；前、后厅以甬道相连，并各带两个侧室。
考古队所有人都明白，接下去的发掘，才是整个西高穴大墓发掘的高潮。
前面已经提到，二号墓的墓室，从地表的平面看呈“凸”字形，前端宽22米，后端宽19.5米。前后室之间的距离是18米，总面积近380平方米，而由底部至顶部6.5米。换句话说，二号墓的墓室，就是在这样一个空间范围内建成的。
整个墓室用大型青砖垒砌。青砖长0.5米，宽0.25米，质地致密，显然是专为建造这座墓而烧制的。墓室分前室和后室，两室之间以拱券顶的甬道相连。前室和后室的南、北两侧，又各带一个侧室。主室与侧室之间有拱形门相隔。为描述方便，我们将不同部位的空间分别命名为前室、前北侧室、前南侧室、甬道、后室、后北侧室、后南侧室。

任何人进入墓室，都能感觉到空间和结构带给人的震撼。
第一印象是满地铺石，极为平整，铺地石之间缝隙极小，纵横成行，规整洁净。
先前来到墓室的盗墓贼洗劫完墓室随葬品后，可能怀疑墓室的地面以下还藏有宝珠，曾将多块铺地石撬开。因此考古队不仅能够测量铺地石的长度和宽度，还可以测量其厚度。所有铺地石都用坚硬的石灰岩凿成，除个别铺地石外，绝大部分铺地石的尺寸都长0.95米、宽0.9米、厚0.2米，非常规整。墓室的顶部用楔形砖修砌。所有砖都是专门烧造的。
第二印象是墓室墙体宽厚。
墓葬的外墙分三层，墓室内各室之间隔墙的宽度也都在1米以上。照此计算，380平方米的空间，建筑面积占了近一半。这样的建筑，难道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高墙深院”？
第三个印象是墓内高大宽敞。
每个墓室的大小和形状并不一致。其中前北侧室的平面为东西向长方形；其余三个侧室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前室和后室作为墓葬的主室，比四个侧室更为宽敞，例如前室，长、宽各约3.9米，面积近16平方米；后室比前室还略大。主室和侧室之间门道的中部周侧，留有很宽的门框缝，说明四个侧室与主室（前室、后室）之间，都有宽厚的墓门封闭。
墓葬的前室、后室和前室的北侧室，都采用“四角攒尖”顶的形制修筑。从铺地石面到顶部的高度，前室6.5米，后室6.4米，比现代两层楼房还高。住城里商品房的人有很强的空间概念，6米以上的空间足以让人体验到空旷。前室的南侧室以及后室的两个侧室采用的是普通券顶，高度相近。虽然没有其他墓室空间高大，但人进入其中仍然感到其宽敞空旷。

第四个印象是墙面没有壁画，只是先敷了一层泥，然后以石灰精心抹平，因而在结构尽显高贵的同时，透出一丝简朴。
墓室内淤土的清理是更为细致的工作。
按照考古操作程序，清理出土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事先规划。每一件文物的出土都必须有详细记录，给出编号，测量其三维坐标，并标记在平面图上。
最初的日子，考古队员几乎每天都在处理浮土，并未发现文物，大家不免有些失望。
10月12日，情况突然有了转机。考古队员在前室的前部，忽然发现一枚人头骨。头骨虽然被压裂，但形状基本完整，颅骨壁厚，结节发达，其主人应是男性。它埋在淤泥中，附近未见棺木，看起来是被人移位到此的。
潘伟斌一阵兴奋。他相信有了这枚头骨，就能证明这不是座空墓，更不会是“衣冠冢”。这座大墓有它的主人。
接着几天，好消息从其他各个清理地点传来。考古队陆续发现了几件陶器和铁器。最漂亮的是铁铠甲，鱼鳞状的铠甲片出土时锈结在一起，周边还散落了大量铠甲片。从出土现状判断，铠甲原来应该悬挂在木质架子上，出土时显然木架已经朽没。
一同发现的还有残断的2柄铁剑和1把铁刀。
10月21日，对于潘伟斌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一名考古队员在后室清理淤土时，忽然遇到1块残断的小石牌。她用小毛刷轻轻刷了两下，见上面好像残存有半个字，她赶紧将此事报告了潘伟斌。潘伟斌过来认真瞧了瞧，感觉像半个“魏”字。
魏？魏武王？曹操？

他想起自己见过的那块流落在安阳民间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石牌，感觉二者材质一样，大小形状也完全相同。
难道说传说中盗墓贼盗掘的石牌真的是从这座墓中出土的？
潘伟斌一阵欣喜。他登记了石牌的出土坐标，同时开了个现场会。他要求考古队员在任何一个清理点上发掘时，必须有两个人在场，一个人负责清理，另一个在附近负责监督，确保文物安全。
重要发现接连传来，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连出土了5块石牌。
这些石牌有的保留了其上半部分，有的保留了其下半部分，但是没有一块是完整的，这不免使队长潘伟斌感到有点遗憾。
他再一次回到郑州，向时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贾连敏汇报了他的新发现，并谈了自己对墓葬的分析。贾连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带着他直接找到所长孙新民进行了汇报。
孙新民所长同样兴奋异常。他说，墓葬被盗得如此严重，能有这几块石牌就可以了，你们的工作总算是没有白干，即使没有其他的发现，也足以说明问题。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更大的发现还在后面。
11月8日下午4点，考古队员尚金山和信应超在前室的甬道口处，清理出1块石牌，当时有字的一面朝下，上面沾满了泥土。
已经见识过其他残石牌的两位队员有些激动，这可是块近乎完整的石牌！因而他们内心充满期待，也许这块相对完整的石牌会有更多的文字！

回到考古队驻地，尚金山顾不上吃饭，迫不及待地用水冲刷掉石牌上的浮土。尘土拂去，定睛细看，石牌上赫然写着：“魏武王常所用挌虎……”60多岁的尚金山兴奋地一下子蹦了起来，高声喊道：
“魏武王，大家快来看啊！这里有魏武王！”
大家一下子围拢过来，将尚金山围了个水泄不通，纷纷来看个究竟，并想亲手抚摸一下这块石牌。
信应超赶紧打电话向这时尚在另一个驻地的潘伟斌报喜：
“发现魏武王石牌啦！”
潘伟斌正在房间整理资料，听到这句话，以为是在开玩笑。
“你别逗我了，我受不了。”
信应超用更大的声音说：
“是真的，尚老师年纪那么大，都跳起来了！”
潘伟斌开始激动起来，一时间感到内心什么滋味都有，无法用语言形容。来不及细想，他急忙骑上自行车向工地赶去。
天空中依然飘洒着鹅毛大雪。积雪很深，自行车走不动，他弃车而行。这个时候的潘伟斌已经对寒冷没有了感觉，他渴望尽快见到那块神秘的石牌。到达驻地时，潘伟斌紧贴着皮肤的内衣已经浸满了汗水，身上沾满了雪，雪水在脸上融化，犹如道道泪痕。他顾不上擦，径直奔向屋内，拨开尚在激动的人群，把石牌接到手中。真正的泪水此刻充盈在他的眼眶之中。他将脸转向一边，让自己的情绪稍微平静了一下，然后再次转过脸来观看手中的石牌。
他发现石牌的下部略有些残缺，但“断茬”很整齐。他问其他队员：
“还有没清洗过的石牌吗？残片也行。”
一个队员随即答道：
“前几天好像还出土了块很小的石牌残片，由于太小，我们都没有太在意，还没有顾得上清洗呢。”
潘伟斌说：“快找出来洗一洗，看能不能对得上。”
那块小小的石片很快被找了出来。信应超将它洗了洗，拿到了潘伟斌面前。石片上清清楚楚地刻着“大戟”两个字，字体和上面提到的石牌完全一致，石质也一样。
潘伟斌将石片往尚金山发现的那块残石牌的断茬上一接，居然严丝合缝。第一块完整的石牌呈现在大家的面前。石牌上的文字，从上向下逐字为“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
激动归激动，墓室内的清理仍然按田野考古规程进行着。
12月12日，考古队又有了不同于石牌的另一发现。他们在后室清理出另外两个人头骨和一些零碎的肢骨。这两个人头骨加上前些日子在前室发现的人头，共是三个个体。
在清理后室甬道附近时，又出土了一些金丝。这些金丝纤细如发，有的呈盘旋状，或许是墓主人衣服上所绣金丝图案留下的遗物。

当清理范围扩展到后室的南侧室附近时，一条消息在考古队中炸开了锅：侧室的门道内侧，散落着十几块刻字石牌。
潘伟斌将新的发现打电话报告给了省文物局陈爱兰局长。陈爱兰因为中国文字博物馆开馆的事，正在前往北京的火车上。听到消息后非常高兴，陈局长让潘伟斌将每块石牌的文字内容用手机短信的形式发给她，以便她向国家文物局领导汇报。
接下来的两天里更是发现不断。第二天发现12块石牌，第三天又集中出土了24块。十几天里，总共有59块石牌相继出土。
每次石牌出土，潘伟斌都会在第一时间向省文物局和考古所领导汇报。有时候一天七八次。后来陈爱兰在接到电话时，干脆不等潘伟斌开口便说：
“我一听到你的笑声，就知道你又有喜讯告诉我了。说吧，这次又有什么重要发现。”
尽管陈爱兰局长非常繁忙，但每次听到潘伟斌的电话铃声，都会迅速接通。他们的电话成了热线。
一个周末，潘伟斌突然接到县政府办公室的电话，要他和贾振林立即携带“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的石牌到安阳市政府去，时任安阳市市委书记的张广智在办公室内等他们，要听取有关西高穴大墓发掘工作的专门汇报。
潘伟斌不敢耽搁，马上选好几块最有代表性的石牌往市委赶去。
到了市委大院，潘伟斌怀抱着出土的“宝贝”，和贾振林疾步登上了楼梯，赶到张广智的办公室，他们将出土的石牌逐一摆开，放在张广智的办公桌上。张广智询问了这些石牌的意义后告诉潘、贾二人，等中国文字博物馆开幕式结束后，市委、市政府要召开常委会，专门研究西高穴大墓的文物保护工作，他要求到时候潘伟斌列席会议，汇报发掘情况和收获。

专业的考古发掘不能只关注石牌本身。石牌本身的科学价值，离不开石牌的出土状况。这一点，潘伟斌是清醒的。他查看了考古队绘制的墓室内出土文物分布图，发现石牌均是从自然地层而不是盗墓贼扰动过的地层中出土的，其中几枚石牌出土时，上面居然还叠压着陶器、铁器、漆器。
从学术范畴来说，石牌被漆器、陶器和铁器叠压，形成了极好的“地层关系”。漆器本是用易于腐烂的竹、木等有机质作胎，它们很可能原本就压在石牌之上，经千年时光，腐烂的漆器与土黏在一起，很自然地将石牌掩盖了起来。石牌出土于漆器之下，完全排除了石牌是后人造假后“放置”于墓中的可能。那些叠压在石牌上的铁器，也已经锈蚀严重。看来铁器压在石牌上的日子也很久很久了。
2009年冬天，安阳出奇寒冷。多年未遇的大雪，给大地穿上了银装。道路被积雪中断了，水电和给养都成了问题，考古队只好暂时将发掘停了下来。

单霁翔具有博士学位，就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以来，他不遗余力地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文物考古事业面貌一新。内行看得出，单局长的几条“指示”虽然是半小时内“匆匆作出”的，但条条切中要害。
按照单霁翔局长的意见，11月19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召开了专家论证会。不过学者们在这次会议中没有就墓主身份形成明确意见。接下去的二十多天中，发掘工作大有进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于12月12日组织论证会。时任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司长的关强（后升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亲率十余位不同学科的专家从全国多地来到安阳。这次讨论的内容，已不限于如何发掘，而是直面问题的关键：谁是墓主？会上，多数学者已经倾向于墓主人是曹操本人。
2010年元旦前后，有关“西高穴大墓是曹操墓”的消息已经广泛传开。社会瞬间分裂成“挺曹”和“反曹”两派。这无形中给考古队带来巨大压力，但发掘还得照常进行。
考古队员心中也有个积郁已久的困惑：墓室内共有三枚人头骨，他们之间一定也有主次之分，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墓主人呢？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确认三名死者的棺木位置，这对于确认死者的身份至关重要。
考古队员关注着泥土中的有机物痕迹。他们知道，棺木虽朽，烂在泥土之中仍然有迹象可查，除非遭到严重扰动。果然不出所料，元月中旬，后室的南、北两个侧室中各发现了一具棺木。这说明至少三名死者中的两名，原来是安葬在后室的南、北两个侧室内的。
但另一名死者的棺木又在哪里呢？
按照葬制，这个年代的墓主不仅有棺木，而且一定会放在墓室的主室（即后室）内，然而发掘过程中却没有在后室中发现明显的棺木痕迹。

为什么三枚人头骨只有两具棺材？难道真像人们所说的，其中某枚人头骨是盗墓贼的？

潘伟斌知道这不可能。所有考古队员都知道这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