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法律自独尊儒术之后，对各类案件都参照儒家经义作出解释和判断。董仲舒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说：“《春秋》决狱，论心定罪”，“《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而汉帝国选择认定了儒家经义，倡导三纲五常，尤其重视“孝悌之义”，因此其中对血亲复仇的判决往往宽大处理。而汉帝国民间的复仇之举也屡见不鲜，当时的人对此是抱有同情、理解甚至赞赏的态度。  
     赵熹，南阳人，他十五岁的时候，一位兄长被人杀死，兄长还没有后代，赵熹便决心自己为他报仇。于是准备兵刃，结交刺客，亲自带领众人上门寻找仇家。也是恰巧，仇家的人全都感染疾病，大概是传染病之类的，否则不会一家人都卧病在床，以至于“无相距者”。这其实是一个报仇雪恨的好机会，赵熹可以轻易的将仇家解决。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做，他认为趁人身患疾病没有反抗能力之机报仇，实在不是大丈夫所为。临走前，放下话说：“尔曹若健，远相避也。”仇家感动，都在床上叩头。病愈之后便一同自缚到赵熹家请罪，他闭门不见，请死之人也不杀。后来，仇家还是被赵熹杀死，终于完成他当初为兄报仇的宿愿。此事发生在西汉末年，后来赵熹在汉光武帝时任太尉。他报仇杀人的事始终没有人以为这是罪过，而是根据他青年时一系列的所作所为称他“少有节操”。  


     东汉中期，青州安丘县男子毋丘长和母亲到市场中游逛，碰到一位醉汉。这醉汉出言不逊，有侮辱母亲的言语，想来十分不堪。毋丘长大怒，杀了醉汉，自知犯法，出逃外地。安丘县派人追捕，结果在胶东国边上捉到了他，捉回去一定是死罪。此事被胶东国相知道，便叫人把毋丘长领来，面对他说：“子母见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虑难，动不累亲。今若背亲逞怒，白日杀人，赦若非义，刑若不忍，将如之何？”言下之义，是很感惋惜的，毕竟被杀醉汉只是言语相伤，而毋丘长则是杀人，无法宽恕。而毋丘长自己也知道“国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虽加哀乡，恩无所施。”吴佑沉吟片刻，问他有没有妻子，他回答说有妻无子，吴佑便命人将他妻子送来，安排他们同宿牢狱之中，直到他妻子怀有身孕。前后经历一段时日，到了冬天，惯例是秋冬行刑，毋丘长临死之前和前来送行的母亲说：负母应死，当何以报吴君乎？感动之余，毋丘长咬断手指吞入腹中，留下誓言“妻若生子，名之‘吴生’，言我临死吞指为誓，属儿以报吴君。”吴佑之所以如此特殊对待毋丘长，也正是因为他的孝义，为母杀人，所以才为其留后。一方面批评他不应该一时冲动，连累亲人；一方面又对他的因母杀人之举通过优待表示了很大的肯定，立足点都是一个孝字。  


     汉帝国是一个激励人民义烈勇敢的时代，类似的案件在中央讨论的时候，公卿也得出如此合乎情理，又可以激励懦弱子孙奋发图强的结论。帝国公开的承认甚至赞许包括复仇在内的果敢勇烈之举，形成风俗，帝国各地如燕、赵、楚、吴、秦各地之民无不有勇敢之名，以懦弱为耻。帝国还允许民间自备刀兵弩箭，兵器市场十分发达。这是一个自信、尚武、勇敢的帝国。复仇只是因为帝国尚武重义所体现出的一个特殊而又普遍的现象，从中可以窥见汉代风气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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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还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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