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的中国小说界可谓波诡云谲,樯橹横飞,一大批新潮小说相继亮相。郑万 隆的“淘金”狂热,贾平凹的“商州”古风,郑义的“太行”新歌,柯云路的“新星”浪潮,李杭育的“川江”哀嚎……而莫言的“高粱”特酿独领风骚,格外引人注目。他秉烛夜行奔腾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将他的胶州风物渲染得朴朔迷离、神采飞扬。在他的一系列农村题材的作品中,我们仿佛听到那悠远激越的神奇之声,仿佛见到了几千年来始终如一地刻写在中国农民胸膛上的浩然正气与朴实耿直,又仿佛感受到了来自千万条崎岖偏僻小道上的堂堂正正的民族豪情一次次搏击着我们的幼稚和胆怯。他在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地基上,树立起一块现实主义的刻写农民形象的丰碑,充分体现了莫言作为一个站在传统堤岸与现代潮流之间独创世界的小说家的美学追求和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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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言的作品中,常常弥散着一种“东方神秘主义”氤氲,渗透着谜一般的古老宗教意识,整体上具有一种朦胧空灵的神秘之美。他在“坚硬的,冰冷的特异心理成份外边,施放上虚幻的、温暖的感觉的烟雾”,而使小说具有某种“怪味”,“作者远远地躲进云里雾里”而获得“某种更大的表现自由”。(莫言《桥洞里长出红萝卜》,载《文艺报》1985年7月6日)这种“虚幻的、温暖的、感觉的烟雾”造成作品轮廓朦胧模糊却又能够充分地体现自由的思想,挖掘深沉的意味。流动的意念和闪烁无穷的意象构筑成一所所空灵却实在的“大厦”,这是莫言美学追求的一大优越。“一轮巨大的水淋淋的鲜红月亮从村庄东边暮色苍茫的原野上升起来时,村子里弥散的烟雾愈加厚重,并且似乎都染上了月光的那种凄艳的红色……狗不叫、猫不叫、鹅鸭全是哑巴……”(《枯河》)一幅寂寞宁静而又意蕴深远的“水墨画图”,笼罩着凄迷奇异的氛围,神秘地攫取着人们的兴致。莫言就是这样,他以冲淡而和平的背景,峭拔而深邃的手笔,独创了一个新颖别致的境界。这一境界使莫言超出了许多作家,并且拓宽了文学美学的疆域。
这种神秘之美的形成是偶然的吗?回答是否定的。莫言说“我觉得朦胧美在我们国家是有传统的,象李商隐的诗,这种朦胧美是不是中国的蓬松潇洒的哲学在文艺作品中的表现呢?文艺作品能写得象水中月镜中花一样,是个很高的美学境界”。(《有追求才有特色——关于<透明的红萝卜>的对话》,载《中国作家》1985年2期)他超越科学和实用的认识,从感情的直觉出发直接进入审美天地。中国古代文化的陶冶濡染,给他以深刻的启迪和影响,尤其是中国古典哲学的自然无为、庄禅妙悟等造就了莫言豁达、洒脱的品格,以及对自身冷静观照的时空意识。正如宗白华所说:“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对物象造成距离,使自己不沾不滞,物象得以孤立自缘,自成境界”。然而他的空灵和朦胧决非空洞无物和故作艰涩,他的空灵朦胧体现着以下特点:(一)是对中国古典美学的“扬弃”,去其伪饰,择其精华。(二)整体上的空灵朦胧不是心如枯井,愤世嫉俗,而是在其冷峻峭拔的外表后面,体现着对美好生活的巨大关注和热忱。这无论与超脱尘世的庄子,还是“落魄”“逍遥”的陶渊明郑板桥相比,其进步意义都是很明显的。生长在新社会里的莫言是在超越于世俗之列而又切近生活的基础上,把他的美妙思想与真诚情怀写得尽善尽美,无时不透出对生活的热爱和讴歌。可见,莫言这种“空灵”丝毫没有半点虚妄的味道,而是对大千世界的执著思考和怅惘情绪,是对美的境界的另一种观照方式,从中透露出莫言的冷峻与深沉,同时也是他的小说之所以深邃、迷人,诱惑力极强的原因所在。在文学美学的百花园中,莫言的这种超脱的意识,奇特的境界是具有开拓性的。
莫言的美学思想和追求的形成,毫不例外地与我们习惯论述作家须讲其生平一样,与其成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种“关联”以至于使他们在此无法回避这种“俗套”。莫言的家乡存在着令人难以忍受的矛盾,一方面有着丰厚的文化历史(孔孟之道兴于斯),另一方面物质文明极为落后,在这等环境中,莫言度过的是一个寡欢少爱的“黑孩”般的童年,使他的心灵留下许多莫名的创伤,从而也使他渐渐形成了寡言而又敏感多情,自卑而又孤僻冷傲,内向而又耽于幻想的所谓胆汁质与抑郁质并重的气质与性格。莫言并没有被物质的窘困吞没。相反,他却从那趣味淳朴的乡井里开掘了许多意义深广的题材,从而组合成了一个独特、巧妙,纯属莫言所有的莫言世界。